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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的内在逻辑

发布时间:2018-09-25     稿件来源:《理论与改革》     作者:张光辉    

 【摘 要】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也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而党的十九大则进一步将协商民主上升到“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的高度。协商民主之所以能够成为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归根到底是由协商民主的本质决定的,也即它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因此,如果从群众路线的视角来审视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的内在逻辑,就不难发现,协商民主提升了党的领导的新境界并规定了党的领导的价值目标,协商民主塑造了党的领导的基本形态并为党的领导的可持续性提供可靠支撑。 

  【关键词】 协商民主;群众路线;党的领导方式;咨询式民主;可持续性 

  引 子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也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而党的十九大则进一步将协商民主上升到“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1]的高度。协商民主之所以能够成为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归根到底是由协商民主的本质决定的,即协商民主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2]。习近平强调指出:“我们要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这一基本定性。”[3]因此,从群众路线的角度来理解协商民主进而审视其所以为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的逻辑,无疑是一条十分重要和关键的认识进路。

  一、协商民主提升了党的领导的新境界 

  早在1943年,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从哲学认识论的高度界定了群众路线在党的领导中的重要地位,他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①毛泽东在这篇著名的文章中还强调指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4]而两年之后的1945年党的七大,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其中之一就是“与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在他看来,“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5]正因为如此,我们往往也会从作风建设的角度来强调群众路线的意义和价值。它的根本要求就是党章中所高度凝练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也即要密切联系群众,而它的反面则是“脱离群众”。2013年6月至2014年10月轰轰烈烈开展的两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恰恰也聚焦的是“作风建设”问题,其主要的现实关怀就是“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一些问题还相当严重,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6]。因此,活动把“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7]

  不过,我们当然不会仅从作风建设的角度来审视和践行群众路线,否则,它的预期功能也就很难有效释放。正如有的研究者所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党如何联系群众,除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外,并无更具体更广泛的制度上的规定,特别是在联系社会上普通群众方面。群众路线对于共产党与其说是一种制度,还不如说是一种作风”。进而,“就一个党员或党的领导干部而言,他是否联系群众以及多大程度上联系群众更多地取决于他个人的民主作风而非制度”[8]。无独有偶,著名学者郑谦也指出,如果只是把群众路线作为一种作风,那么,“不论主观上如何强调群众路线,工作作风或思想品德……人民群众参与和影响决策的作用实际上都难以得到保证,而只能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领导者个人能够深入群众,倾听群众意见,反映人民要求。”[9]因此,“必须从制度上解决与群众的联系问题。这种制度的安排便是民主程序。它使政治领导人走群众路线变成自觉的行动,而不再是外部的号召”[10]。其实,毛泽东早就提出过“群众路线制度化”的主张,他强调:“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11]胡锦涛也指出:“群众工作是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领域各方面的经常性工作,采取临时抱佛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态度是做不好的,必须健全制度、认真执行制度,提高规范化、制度化水平。”[12]而习近平更是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在他看来,“经过多年探索和实践,我们在贯彻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方面有了比较系统的制度规定,大多行之有效、群众认可,要继续坚持”。同时,“要把中央要求、实际需要、新鲜经验结合起来,制定新的制度,完善已有的制度,废止不适用的制度”,从而“使制度真正成为党员、干部联系和服务群众的硬约束,使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真正成为党员、干部的自觉行动”①。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就提出了“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目标,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协商民主发展的意见和措施[13],从而不仅为群众路线制度化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和助力,而且也使得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的协商民主成为实现党的领导的制度化的“重要方式”。这样,从把群众路线作为一种“基本的领导方法”到把本质是群众路线的协商民主作为一种“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实际上就把党的领导提升到一个新境界。而在此之前,虽然我们也强调“民主和协商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但是,这更多是在统一战线的意义上的、以政协为主要平台的“民主”和“协商”。而群众路线本身的内容和优势也使得我们党的领导超越以政协为主平台的“民主”和“协商”,而拓展到更加广泛和全面的领域,即“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14],进而成为一种民主形态,从而也就能实现党的领导方式的改进、完善和跃升。

  二、协商民主规定了党的领导的价值目标 

  任何法律制度、体制机制、方式方法等背后都嵌入了特定的价值目标,从而通过有形的法律制度、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的设计来实现无形的价值目标。同样,党的领导制度和方式也不例外。那么,我们党的领导方式的设计和具体形态归根到底是为了什么样价值目标呢?邓小平曾经言简意赅地指出:“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15]也即党的领导是为了服务。为什么人服务呢?党的十九大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16]对于我们党来说,如果循着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的逻辑进一步分析,协商民主本身所意蕴的价值追求自然也折射出党的领导的根本价值目标所在。而协商民主,在戴维?赫尔德看来,它属于“激进的、协商参与式民主”[17]。这种观点虽略显偏颇,但是,协商民主属于“参与式民主”的范畴倒是合理的判断。参与式民主理论产生的逻辑是对以代议制民主缺陷的反思和超越,即“民主理论不再集中关注‘人民’的参与,不再关注普通人的参与活动,民主政治体系的主要优点也不再被认为是与普通个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与政治有关的必要品质的发展。在当代民主理论中,少数精英的参与才是关键的……”[18]。代议制民主“允许人民分享公共权力却不与此同时向他们提供比票箱更广阔的公共空间,允许人民分享公共权力却与此同时不向他们提供比选举日能使他们声音得到倾听的更多机会”[19]。与此不同,参与式民主就十分关注和重视“人民”,关注和重视“人民参与”。它不仅认为参与是一种实现人的发展的保护性工具,而且认为参与本身就是目的并构成人的发展的一部分。这里折射出一个基本认知即人是工具也是目的,因此,要充分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发挥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作用。

  我们的协商民主也属于参与式民主,自然关注和重视“人民”,关注和重视“人民参与”,并更加强调和肯定人的尊严和价值,更加注重依靠人民和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作用,因而,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不过,它产生的逻辑与西方参与式民主理论不同,其之所以对“人民”有如此的重视、强调和关照的价值倾向,归根到底在于协商民主最本质的东西——群众路线。林尚立就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创造协商民主”源于她坚持的“统一战线”和“群众路线”,在他看来,这两大路线“其背后却蕴含着一个共同的价值,即追求民主的人民性”。因此,“中国共产党认为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区别所在,进而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与其他形态民主的区别所在。协商民主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民主中的重要形式,就源于这种区别”[20]。

  群众路线的内涵要求可以精炼地界定为“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群众路线这样的规定背后其实还折射出党所秉持的一种世界观即“群众观点”。关于群众观点的经典表述就是毛泽东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1]。同年,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对群众观点进行了系统概括,即“为了贯彻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的群众路线,在党章的总纲上和条文上都强调地指出了以下几个群众观点,这几个观点,必须在每一个党员的思想中牢固地建设起来”[22],也即“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这一切,就是我们的群众观点,就是人民群众的先进部队对人民群众的观点。我们同志有了这些观点,有了坚固的明确的这些群众观点,才能有明确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才能实行正确的领导”[23]。换言之,群众观点是嵌入在党的领导之中的,是党的领导追求的内在价值目标。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的决定》也明确强调了这一点,“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共产党员如何对待群众,是一个根本的立场问题,世界观问题,党性问题”[24]。因此,对于群众观点,我们必须牢记,任何时候都不能忘却。

  新时代,党在带领人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进程中,同样要牢记群众观点,践行群众路线。党的十九大就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25]报告还强调:“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我们要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从让人民群众满意的事情做起,带领人民不断创造美好生活。”[26]在今年的两会闭幕会上,习近平再次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必须“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虚心向人民学习,倾听人民呼声,汲取人民智慧,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27]只有这样,才能让“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成为激励我们党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根本动力。而这些要求和主张实际上就是对“协商民主”这一党的重要领导方式所意蕴的价值目标的生动实践。

  三、协商民主塑造了党的领导的基本形态 

  协商民主作为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自然也就能决定和塑造党的领导的基本形态。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这里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主要还是相比较西方的协商民主而言的。林尚立就认为,“‘协商’是纯粹的中国概念,反映的是中国人几千年的生活实践”,然而,“‘协商民主’却是比较纯粹的西方概念”,虽然协商民主这个概念已经在官方文件中得以确认,但是,“中国的协商民主不是源于西方,其根基在中国自身,与西方概念的‘协商民主’有所不同”[28]。那么,同样都是“协商民主”到底不同在哪里呢?在笔者看来,仅仅从其内涵规定来看,二者就有很大的不同。西方的协商民主,即deliberative democracy,它强调的是“通过自由而平等的公民之间的讨论进行决策的观念”[29]。而我们的协商民主,则是consultative democracy,正如笔者曾经撰文指出的那样,从其英文翻译看,它实际上“是一种咨询性民主。这里,‘咨询’过程就是领导干部深入群众并与群众互动的过程”[30]。也就是说,我们的协商民主本身就包含着党的领导的要素,包含着党如何进行领导的规定,塑造着党的领导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而之所以有如此不同于西方协商民主的特殊规定,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由协商民主的本质决定的——协商民主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

  首先,协商民主本身就包含着党的领导的要素。从协商民主的本质即它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来看,不难发现,协商民主本身自然就包含着党的领导的要素。甚至在李君如看来,党的领导是协商民主建设成败的关键[31]。也就是说,协商民主运行的过程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和人民群众进行互动的主体是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就指出,协商民主就是“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其实退一步来说,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那么,党的领导自然也应该成为协商民主本身的应有要素。既然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那么,在协商民主过程中,和人民群众进行互动的主体应该拓展和延伸,除了党这个最核心的主体外,还应包括政权体系中的其他主体,也即“无论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还是国家机关施政,都必须坚持贯彻群众路线”[32]。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主张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就绝不仅仅限于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互动协商体系,还要“拓宽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从而“开展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33]。显然,这每一种协商渠道和形式都折射出与人民群众进行互动协商的不同主体。但是,在这个协商民主体系中,最核心的主体还是党,因为“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力量,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而且也是社会组织的核心。所以,协商民主的展开,不论是组织体系,还是程序过程,都必须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34]。

  其次,协商民主内涵着党如何进行领导的规定。如前文所言,我们的协商民主实际上是一种“咨询式民主”,这就意味党的领导过程是一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而不断向人民群众进行“咨询”的过程。而这个向人民群众进行“咨询”的过程,也就是“自觉拜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35]的过程,是“虚心向人民学习,倾听人民呼声,汲取人民智慧”[36]的过程,从而“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治国理政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使各方面提出的真知灼见都能运用于治国理政”[37]。而这种听取民意、汲取民智的“咨询”过程的鲜明特点和运行方式就是“商量”。党的十九大就指出:“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38]同时,商量的范围也是全方位、多层次的,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我们要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涉及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全体人民和全社会中广泛商量;涉及一个地方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个地方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一部分群众利益、特定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部分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基层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基层群众中广泛商量。”[39]甚至在毛泽东看来,这种商量甚至成为了人民政府的“性格”。他说:“我们政府的性格,你们也都摸熟了,就是跟人民商量办事的……可以叫它是个商量政府。”[40]

  这样,如果把协商民主作为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那么,党和人民群众之间就是一种和谐的、良性的合作共治的关系,就能实现“从重管制控制、轻协商协调向更加重视协商协调转变,从而使党的群众路线真正得到贯彻落实,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41]。当然,党自上而下深入群众的“咨询”、协商和互动,不能完全代替群众自下而上的参与。并且,群众参与必须嵌入在党治国理政的全过程。通过广泛畅通各种利益要求和诉求进入决策程序的渠道、广泛形成人民群众参与各层次管理和治理的机制,破解人民群众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治理中无法表达、难以参与的问题,从而形成一种真参与、真协商的生动活泼局面,突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越性。正所谓“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通过各种方式、在各个层级、各个方面同群众进行协商。”①而这个“凡是”的要求在强调群众参与的“强制性”规定的同时,恰恰也反映出协商民主的“有限性”参与的特点,也即并不是所有群众参与所有的决策,而是“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从而避免参与爆炸或无序的尴尬和困境。这一点也呼应和体现了协商民主的核心内涵,奈斯比特就对这种参与式民主的内涵作了如下的界定:“凡生活受到某项决策影响的人,就应该参与该决策的制订过程”。这样,我们就形成了自下而上的群众参与与党和政府对群众参与这种人民当家作主实践的“参与”的“双轮驱动”模式,这不仅塑造了党的领导的基本形态,而且还是“中国协商民主与西方协商民主的重要区别所在”[42]。

  四、协商民主保证了党的领导的可持续性 

  党的十九大指出,新时代党的建设要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这里的“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其实就是指党的领导的“可持续性”。而这里要回答两个问题:首先,是什么保证了党的领导地位的获得?其次,什么能够保证党的领导地位的“可持续性”(长期性)?

  首先,协商民主是党的领导地位获得的有力武器。是什么保证了党的领导地位的获得?换句话来说,是什么保证了我们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获得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很显然,“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43]。习近平在回顾中国共产党95年奋斗历程时就简练地回答了这一点,他说:“党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正所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44]这无疑强调的是群众路线的重要性。而群众路线最大限度发挥作用,还离不开另外一个重要武器即统一战线,因为“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战线的方略是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具体体现”[45]。早在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就总结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46]而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也即党即将获得领导地位前夕,毛泽东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再次重申了这一点,他说:“我们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些都是我们区别于前人的。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47]可见,在毛泽东看来,保证党获取领导地位的主要武器有三件,而“统一战线”就是其中之一。“统一战线”的根本目标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政治联盟,从而凝聚起能够赢得目标实现的积极力量”[48]。而其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归根到底在于“统一战线”很好地协调、兼顾、处理和解决了社会最大多数阶级阶层的利益问题。因此,“统一战线中的团结和联合,不是基于权力威势,而是基于共同的认同、相互的尊重和利益互惠。”[48]社会中不同阶级阶层虽然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是在具体利益上却千差万别甚至存在对立和冲突,“统一战线”又是如何协调这种复杂的利益从而凝聚起支持我们党的磅礴力量的呢?这其实靠的就是“协商”,正所谓“没有协商的基础,就没有统一战线”[48]。这里的“协商”就是一种和平地、相互妥协地协调不同阶级阶层之间的具体利益冲突、形成最大公约数的民主。这种民主形态无疑就是协商民主。基于此,林尚立更是直截了当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创造协商民主发展,与其始终坚持的两大政治路线直接相关:一是统一战线;二是群众路线。”[49]而这件武器都是党克敌制胜、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法宝,进而也可以说协商民主是党获得领导地位的保证。

  其次,协商民主是保证党的领导地位可持续性的重要法宝。党获得领导地位之后如何保证领导地位的可持续性呢?关于这一点,其实早在党获得领导(执政)地位之前的1945年,毛泽东同黄炎培的“历史周期律”的对话,就给出了答案,也即实现党的领导地位的可持续性或国家长治久安的新路就是“民主”,这种民主的具体形态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而黄炎培也认同毛泽东的这个判断,他说:“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律,怕是有效的。”[50]不难看出,这种民主形态实际上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一贯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立场,彰显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群众路线。也即只有走群众路线,才能走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从而实现长治久安。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群众路线关乎党的领导地位的可持续性。而进入新时代,群众路线之于党的领导地位的可持续性的重要性更加突显,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51]也即群众路线不仅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更是被上升到决定党的领导地位可持续性的“生命线”的高度。这种以群众路线的规定和精神为本原的民主形态就是协商民主。进一步来说,协商民主关乎党的领导地位的可持续性。其内在逻辑就在于:

  一是协商民主有助于密切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众所周知,我们党的领导地位的“合法性源自于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52]。因此,“能否始终保持和发展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53]正是从这个意义而言,《党章》告诫全党:“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换句话说,我们党“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54]。邓小平早就警告说:“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55],进而丧失领导和执政地位。而协商民主本身就是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体现,因而,它的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就会使群众路线的贯彻成为一种习惯和常态,成为领导干部的内在需求和驱动力。这样,由于党的领导过程中嵌入了群众参与的环节,也就能避免权力行使的“任性”和“自负”,遏制权力的傲慢和官僚主义,保证“权为民所用”,极大地密切党群干群血肉联系,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领导地位。

  二是协商民主有助于保证决策的质量。如果从权力运行的过程看,协商民主的优势集中体现在决策环节。这就在于协商民主运行过程,就是“在人民内部各方面广泛商量的过程……就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过程,就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过程”[56]。而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就强调,发展协商民主的重要逻辑也在于其“有利于促进科学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57]。与此同时,因为协商民主保障了决策过程充分的群众参与,也“可以广泛形成发现和改正失误和错误的机制”,使党的领导具有强大的韧性和调适能力。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社会经济大变革时代得以保持政权安全和国家基本秩序的稳定(可以理解为党的领导的持续性——笔者注),关键在于能够以高度适应性和学习能力顺应时代变化”[58]。这样,因为决策可以动态地体现科学性与群众可接受性的统一,从而也就有助于持续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巩固党的领导地位。

  三是协商民主有助于担当冲突消弭的安全阀。一般来说,“在人类互动的各个领域都会发生冲突”,甚至在马克思看来“冲突是社会生活不可避免的内容”[59]。因此,一个可持续稳定的美好社会,并不是没有任何矛盾冲突的社会,而是有了矛盾冲突可以制度化地得以有效化解的社会。也即这个社会应该有一个通常的、制度化的表达不满和诉求的渠道和安全阀。协商民主恰恰可以担当这样的角色。这就在于协商民主可以“广泛形成人民群众参与各层次管理和治理的机制,有效克服人民群众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治理中无法表达、难以参与的弊端”[60]。其内在的逻辑正如福山所言,“民主政治过程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是进行决策、‘整合利益’的一种手段,还在于它是表达激情的一个过程、一个舞台,在那里,人们可以寻求使自己的观点得到承认”,从而把各种激情或不满“引进安全的乃至富有建设性的渠道”[61]。这样,各种矛盾冲突在动态的过程中就可以得以化解和消弭,从而实现可持续政治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保证党的领导地位的可持续性。

  五、余 论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成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样,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也即,人民已经不仅有“经济化”的、物的方面的需要,也有“寻求承认”方面的诸如尊严、公平、正义、安全等方面的需要[62]。不同层次的需要交叉、共存、缠绕在一起,对党的治国理政的实践,对党的领导方式就提出更高的要求。协商民主作为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它本身的价值追求就十分注重肯定人的尊严,能够满足人民充分、真正的参与的内在需要,同时,它也能够成为实现人们的各种利益的公平正义分配、解决安全、环境等矛盾冲突、创造美好生活提供有效的实现工具,体现了目的性和工具性的高度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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