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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与法治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举行

发布时间:2019-11-12     稿件来源:南京师范大学    

  2019年11月9日,由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和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江苏高校区域法治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江苏法治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社会治理与法治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隆重召开。

 

  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了来自美国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分校、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斯洛伐克马提亚贝尔大学、比利时根特大学、日本桐荫横浜大学等多个国外知名学府的外籍学者和清华大学、吉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郑州大学、华东政法大学、江苏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扬州大学、澳门科技大学和香港高盖茨律师事务所等国内多所高等院校以及实务领域的共80余位各方专家学者。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旨在深入推进社会治理与法治发展研究,拓宽社会治理与法治发展的研究视野,凝聚社会治理与法治发展的理论共识,促进国内外学者的交流与合作,提高社会治理法治水平。

  会议开幕式由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蔡道通教授主持,他向此次与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表达了真挚的欢迎和浓厚的谢意,期待与会学者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加强学术交流,共同推进“社会治理与法治发展”研究的发展进步。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缪建东教授、日本桐荫横浜大学副校长河合幹雄教授、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金融与管理科学系、爱德华商学院教授乔治·坦努斯、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院长公丕祥教授进行了致辞。

  在致辞中,缪建东教授首先向与会代表们介绍了南京师范大学悠久的办学历史、显著的办学特色以及学校在海外交流合作方面取得的建设与发展。在国际交流合作方面,为建成“有国际影响的高水平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坚持国际化发展战略,重视与海外的交流与合作。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江苏高校区域法治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等平台坚持向海外传播中国法治现代化试点经验,推动法治发展的进程。缪建东教授表示,法治在社会治理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仅需要中国智慧,也需要世界智慧。最后,缪建东教授期待本次“社会治理与法治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与会学者、专家的支持下,取得预期的成果,为中国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学术贡献。

  日本桐荫横浜大学副校长河合幹雄教授在致辞发言中,对此次研讨会主办方的邀请表示感谢。他同时介绍了日本法治发展的历程与经验。他指出:日本大约在150年前引入西方法律,同时日本法治发展也面临如何处理自身社会习俗的问题,因而日本法治具有双重结构。他认为,日本在工业化迅速发展和日本传统文化的双重结构中,面临寻求适合日本社会的法治类型的任务。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金融与管理科学系、爱德华商学院乔治·坦努斯教授表示很荣幸能够参与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议,并对主办方的邀请致以最诚挚的感谢。他期望能够在此契机下充分学习,与全球的学者进行学术观点的碰撞和交流。乔治·坦努斯教授中表示此次会议主题非常合适,“社会治理与法治发展”是所有人都关切的议题,这与法治推动司法正义,满足达到社会目标,和社会愿景是一致的,能够推动社会的创新和进步。乔治·坦努斯教授指出,这样的研讨会恰恰可以帮助学者们找到法治路途。

  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院长、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公丕祥教授在致辞中表示当代中国正处在一个极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大变革进程之中,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新的战略决策,确立了新时代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三步走”的战略安排及其路线图、时间表,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社会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法治发展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重要依托与有力保障。在现代社会,治理与法治密切相关,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法治化是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新的时代条件下,把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构筑在坚实的法治基础之上,构建以法治化为基础的现代化的社会治理体系,这是深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加快建设法治中国的内在需要。

  本次研讨会共设有四个单元,40余位国内外专家学者们围绕“社会治理与法治发展”主题从法学、心理学、政治学、教育学等不同视角进行学术研讨和交流;内容涉及“社会治理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法治社会概念及其文化意蕴”、“乡村善治”、“城市综合执法认同的社会机理”、“网格化社会治理”、“智慧司法”等中国社会治理重点和热点问题;“美国集体诉讼”、“日本死刑领域法治状况”等外国的法治社会问题以及关于“人口贩运”、“法治与足球运动员的地位”等全球性法治问题。学者们的报告立足于国情,既有理论关怀,又有来自于实践的经验。报告内容展现了法治问题的国际视野、中国场域下社会治理70年的经验、乡村与城市二元空间治理格局的法理思维、共建共治与共享的法治观念、互联网时代社会治理的新方式。

  研讨第一单元由江苏法治发展研究院院长、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龚廷泰教授主持。斯洛伐克马提亚贝尔大学法学院院长米卡尔·图罗西克教授研究了法治国家中法官的决策作用。他认为,法官虽然可以设法最大程度地提高决策的客观性,但同时法官决策的陷阱可能会在特定情况下对准确性和正义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影响该国法治的实施。

  比利时根特大学法律与犯罪学系汤姆·范德·贝肯教授以有刑事违法行为的精神病人为研究对象,他认为来自刑事司法体系和精神卫生体系的执法者与有刑事违法行为的精神病人之间的互动要严格遵循程序正义。执法者需要兼顾治疗与控制的理念,并且在法庭授权治疗(程序性治疗)期间兼顾康复与强制,并且结合精神病人诉讼项目进行更可持续发展的工作。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法学院伊利亚·瓦西里耶夫副教授则关注法治社会中足球运动员的地位。他分析了国际足球联合会《FIFA球员身份和转移条例》的内容在解决俱乐部和足球运动员争端时无具体适用标准以及体育仲裁法院(CAS)执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认为作为专业体育仲裁机构的体育仲裁法院需要根据对球员与俱乐部之间每项具体协议的评估,以“逐案”原则,形成对球员地位进行资格评定的实践。

  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温迪·斯蒂克教授探讨了在全球范围内预防人口贩卖这类犯罪的障碍。这些障碍包括不一致的定义和法律、移民政策、数据限制和跨国犯罪实体。他认为,减少该类障碍要做到预防、保护、起诉与合作,努力增强四者之间的关系,这对于消除目前制止人口贩卖的障碍将大有帮助。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李浩教授进行了题为“社会治理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报告。李浩教授对1979-2018年的民事审判案件进行了大数据分析,根据数据分析的结果,他认为目前法院面临着法官人员少、判案压力大等问题,正是这种情况下对多元机制解决矛盾提出了要求。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能为人民群众提供高效、便捷、低成本的更多可供选择的纠纷解决方式,能让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各得其所、各取所长、各尽其能、多元共治。

  清华大学法学院高其才教授则以乡村善治为重心,探讨乡村社会治理的历程从政策管理式到依法自治式再到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式发展的历程。高其才教授提出这种乡村治理体系的关键需要正确处理村民自治与法治的关系,发挥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与外在力量的双重作用,重视城乡人口双向流动治理问题。

  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李瑜青教授通过分析当代中国法治社会概念的历史演绎,提出法治社会建设文化底蕴的四个方面:包括法治社会建设是中国法治的发展和深化、法治社会建设体现了在目标上的中国智慧、解决过去法治实践难题、构建中国法治所要求的意识形态。

  扬州大学广陵学院院长张清教授和扬州大学法学院院长蔡宝刚教授对本单元学者汇报的内容进行评议。

  张清教授指出,伊利亚·瓦西里耶夫的文章,对于国际足球联合会的条例做了很好的研究。此主题可以进一步深入分析,社会组织如何完善它的体系,如何健全关于足球运动员义务的相关规定是很有意义的。对于“作为全球性问题的人口贩运”问题,张清教授认为全球性人口贩运问题需要世界的密切关注,它既是全球治理的问题,也是一个需要加强国际合作的重要问题。在乡村治理问题上,张清教授认为“走向乡村善治”研究提出的要加强乡村治理的制度建设问题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李喻青教授的“法治社会概念及其文化意蕴”报告揭示了三个方面的内涵,很有启发。张清教授认为基层自治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可以提供自治能力培养、自治组织培育、城乡社区自主衔接等方面的制度供给。

  蔡宝刚教授指出,“法治国家中法官决策的心理层面研究”的报告主要解决和探讨的是法官决策过程中在主观性和客观性之间的平衡和解决问题。米卡尔·图罗西克教授具体分析了影响法官裁量的主观性因素,但是未能呈现出解决问题的方式与路径。比利时根特大学法律与犯罪学系汤姆·范德·贝肯教授探讨程序正义与刑事违法行为精神病人的关系,解决司法过程中对行为人的影响,其中专家参与对精神病人的各方面判定成为司法正义或者司法程序的一个重要方面,该研究是一个有意义的探索。蔡宝刚教授认为“社会治理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报告清晰得阐述了法治如何解决社会纠纷的问题并通过大数据分析展现了中国纠纷解决的多元化样态,尤其是有中国特色的调解方式。

  第二单元由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副院长程金华教授主持。日本桐荫横滨大学副校长河合幹雄教授进行了关于《日本在死刑领域中的法治状况——法治西洋化的实践》的主题发言。在讨论日本在死刑领域中的法治状况之前,他首先总结了日本死刑制度的概要、历史和实际的运用。其次,他说明了日本是如何将这一制度进行本土化运作的。最后阐明了这种本土化的运作方式。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金融与管理科学系爱德华商学院乔治·坦努斯教授进行了《美国的集体诉讼:对公司治理限制的代价高昂回应》的发言。他基于对于证券集体诉讼解决公告的市场反应的调查,提出市场高估了受欺诈或虚假陈述影响的股东损失的观点。他认为诉讼会在开始时高估诉讼的未来收益,而结果却是市场对此类诉讼公告的反应导致了过多的负异常收益,超出了诉讼和未来解决所保证的范围。最后他总结了这些结果的含义是,集体诉讼是对公司治理程序失败的昂贵救济。

  美国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分校法学院的德尔赖特教授发言的题目是《二次投票与区块链治理》,他提出过去十年的区块链革命已经创造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产业。然而,有效治理机制的缺位已经造就了产业内的软肋,这常常导致部门析分和生产过剩。当下众多区块链采用的现有治理机制并不适合公共区块链——亦即同时服务于公私目的之区块链。他认为二次投票有潜力“把市场的逻辑”带入区块链治理,并借此让区块链能够更好迎合其利益相关者的需要。

  来自俄罗斯喀山联邦大学法学院的尤莉娅·库兹涅佐娃副教授进行了关于《从心理分析教育角度看未成年人行为侵犯》的发言,他认为如今我们的社会处于一个充满挑衅的环境中,青少年往往没有意识到也无法意识到,他们的意识中已经固化了一种行为模式,进而导致霸权的表现。教师的工作是将现代社会转变为一个没有挑衅和暴力的社会,但在影响儿童方面教师们正面临着教学能力有限的问题。因此在这种社会发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将青少年的人格 “社会化”,以在充满暴力的世界中过上安全的生活。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才办公室主任陈柏峰教授报告的内容为乡镇执法权配置的现状与改革,他认为提高基层执法成效的关键之一是科学合理的配置乡镇执法权,这需要从实践中理解乡镇执法权运行的问题,汲取执法改革实验的经验和教训。为了应对当前乡镇执法中存在的问题,他提出了需要立足于执法实践和改革实践的经验,乡镇执法体制改革的重点应是合理“下放”执法权,强化综合执法部门的内部管理,适当减轻乡镇政府的“属地管理”责任。

  大连海事大学科技处副处长王勇教授进行了关于《农村基层治理的轨迹变迁及其法治构建》的发言,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基层治理结构发生了深刻变迁,这一变迁过程与国家治理在农村的功能设置变动紧密相关。基层治理法治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农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契机,通过法治供给,完善基层自治制度,激活“乡政村治”的治理效能,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农村治理法治新格局。

  吉林大学法学院的钱大军教授进行关于《组织与权威:人民调解兴衰、重振和未来发展的逻辑》的发言,他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调解经历了兴盛、衰落与重振的过程。要想重振人民调解,必须探查其兴盛与衰落的逻辑,否则很可能无法实现对它的功能预期。他分析了人民调解之所以能够发挥其所承载的功能的原因,以及在何种情况下会失去其有效性。他认为脱离社会结构宰制的“互联网+人民调解”恰因为中立性、程序的公正性等特性而自我生产出获得当事人信任的权威,并由此可能成为人民调解未来的发展方向。

  第二单元学者汇报结束后,吉林大学法学院侯学宾教授和香港高盖茨律师事务所资本市场业务部合伙人芦贵平进行了评议。对于日本的死刑问题,侯学宾教授认为这是日本法治文化的选择。他提到,中国人对死刑的看法也是矛盾的,一方面要慎刑,另一方面强调要重刑,这都体现了东亚文化对死刑实践不同于东方和现代意义上的死刑实践,秉承了一种实用化的色彩。侯学宾教授指出,陈柏峰教授所研究的乡镇执法权的配置,是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农村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需要慢慢去探索。关于王勇教授提出的乡村治理中国家和农民的关系,侯学宾教授认为,村两委如何协调二者的关系是农村治理中法治化进程的关键问题。对于人民调解制度,侯学宾教授指出“组织与权威:人民调解兴衰、重振和未来发展的逻辑”的报告将人民调解制度的兴衰轨迹以及重建做了梳理,他认为人民调解制度的约束力较大依托于国家权力,在调解制度的自愿性问题上值得进一步探索。

  香港高盖茨律师事务所资本市场业务部合伙人芦贵平首先发表了对“区块链”问题的评议意见。他认为,区块链涉及很多技术问题,希望通过技术部门来解决,以期通过二次投票和区块链治理来更好得服务法治。关于坦努斯教授提出的“集体诉讼”问题,芦贵平认为,虽然坦努斯教授认为调解能够给公司带来好处,但这种集体诉讼的机制总体来说是能够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好的安全模式模型。对于法治问题的理解,芦贵平认为重要的是要做到依法治理、依法行政。

  本单元的最后,程金华教授表示,作为一个研究者,他认为社会治理是一个万花筒,有很多彩色素材,如果安排有序,那么是很绚烂的,否则就是很杂乱的,而法治是万花筒的基本装置。

  研讨会第三单元由湖北大学哲学学院魏敦友教授主持。来自日本桐荫横浜大学法学院的韩宁教授进行了“社会治理过程中的诉诸司法”的主题演讲。韩宁教授指出诉诸司法的普遍化程度是一个国家法治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在二十一世纪,以公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将成为一种具有创造性的民主自治的社会管理模式。推进诉诸司法进程需要有以下几个阶段的努力:第一,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和司法体系;第二,对贫困阶层进行法律援助;第三,对分散利益群体进行保护;第四,构建综合的纠纷解决机制。日本的全面司法改革也是扩展社会治理、构建综合法治体系的重要步骤。每个国家都有必要通过扩大公民诉诸司法的各种途径,来保障权利与利益的最大化的实现。

  来自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法学院的纳塔利娅·西多罗娃副教授进行了“刑事诉讼法治与刑事司法参与人权利保障”的报告。纳塔利娅·西多罗娃副教授提出了刑事诉讼程序中保障受害人权利的问题,在刑事案件中,保护受害人的权利应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每一种法律制度都有以其自己的方式定义的受到犯罪侵害的人,俄罗斯联邦立法与国际法中对受害人的定义不尽相同。根据俄罗斯法律,受害人既可以是因犯罪造成其人身、财产和精神损害的自然人,也可以是因犯罪造成法律实体财产或商业声誉受损的人。根据国际法,受害人是指受到个人或集体伤害的人。在对比了司法数据之后,她分析认为,目前的法律规范中,对于尚未确定犯罪人的案件,受害人能否获得赔偿的规定较为缺乏。

  斯洛伐克马提亚贝尔大学法学院的多米妮卡·库博西奥娃讲师进行了以“法治的历史反思”为主题的报告。多米妮卡·库博西奥娃讲师介绍了斯洛伐克共和国中法治的概念,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法律理论并没有统一使用法治一词,而是有时将它称为一项原则,有时称它为一个概念。在英美法治中,法治与法治和秩序的观念相关,与人治相对,并且英美法治概念的法治承担着司法机构的重要作用。而在大陆法治国家,法治与法治国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她指出,虽然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工作方式不同,但国家法和国际法可以彼此弥补法治的空白。

  河海大学的校长助理邢鸿飞教授报告的主题是“论智能互联网的法律困惑及其立法的适度超前性”。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智能互联网时代已经悄然来临,这些具有创新性的技术在带来进步的同时,也为我们对现行法律制度进行思考带来了契机。智能互联网技术对传统法律制度和法律秩序带来了多方面的冲击与挑战:传统正义观遭遇困境、围绕“大数据”产生的新型权益难以被有效涵盖、司法适用面临障碍。这些挑战的出现除了与法律的滞后性有关之外,也与保守的立法原则和繁复的立法程序有关。因此,邢教授提出,在探索网络立法时,有必要确立适度超前的原则,以建立适合智能互联网时代的网络法律体系。

  江苏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菅从进教授进行了“网格化社会治理的新时代提升与法治社会建设”的主题报告。网格化社会治理是中国各省市着力打造的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基本模式,是符合当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客观需求的制度性创新。菅从进教授认为,网格化管理创新经验在取得预期成效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新时代的网格化治理,应改变社区治理的行政化倾向,实现从以政府为单一管理主体、以管控为主要目标的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向自上而下的政府管理与自下而上社会自治的良性互动、管理与服务相融合的多元治理模式转变。在强化政府治理行为的合法性、规范性的同时,应充分尊重保护民众的基本权利,确立民众及其社会组织的重要治理主体地位。同时,应重视法律的覆盖率,强化其社会内在性,构建民间规约等社会规范与法律的协同机制,充分发挥社会主体用法施规的功能。

  江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李炳烁教授的报告主要围绕“社会治理视域下我国基层智慧法院建设的实践发展与机制创新”。以互联网、大数据、移动互联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与司法审判的深度融合已经成为当下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法院信息化是法院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智慧法院的建设能够提升审判质效和办案效率,强化司法公开、提升司法公信力,辅助司法决策,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李炳烁教授认为,智慧法院的建设作为自上而下的制度改革,在不同区域之间发展不均衡、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差异的情况下,仍要注意司法大数据的有效适用、人工智能在司法实践中的合理边界、司法公开的受众主体等问题。他强调,基层智慧法院的建设需要因地制宜,不断优化信息化建设的环境,加强以社会公众为中心的司法公开与诉讼服务平台建设。

  江苏大学法学院院长刘同君教授报告的主题是“论新时代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方法与路径——基于政府法治论的视角”。刘同君教授认为,社会治理的发展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程度和水平有着重要的影响,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是推进政府社会治理创新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逻辑必然。“政府法治论”切实回应了我国政府行政实践中的焦点与难点为题,为新时代政府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理论工具与价值支撑。刘同君教授强调,善治是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价值追求与根本依循,“依法律善治”是新时代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方法选择。在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政府法治化是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必然路径。

  山东交通学院法学院院长范冠峰教授报告主要围绕“法治视野下的社会治理困境与解决路径研究”的主题。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治理能力方面仍存在许多问题,进入新时代后,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范冠峰教授指出,当前社会治理中依然存在突出的问题如公民的法治意识并未因法律知识的普及而有明显改善,法治思维不敌实用主义。范冠峰教授提出要解决当前社会治理的困境,应落实宪法、法律关于国家权力来源和政府权力分工的顶层设计,切实树立宪法权威,依法治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同时将公民道德和法治教育、规则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并加大社会组织的培植力度。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的石文龙教授报告的主题是“政府对公益法律服务的有效应对与作为”。石文龙教授指出对于公益法律服务的界定国际社会还没有形成被普遍认同的定义,在此次讨论中他将公益法律服务做扩大解释。石文龙教授认为,英国、美国、法国、新西兰以及香港、台湾地区政府扶持公益法律服务的相关制度与经验,能给予我们较多的启示。同时我国政府在推进公益法律服务时,要注意以审慎的态度进行司法行政工作的创新,在推动“公益法律服务”时,政府的定位应为引导与指导。

  郑州大学法学院的王建国教授主要围绕“乡村治理进程中黑恶势力衍生的社会机理及根除对策”展开报告。在全面建设法治中国进程中,乡村法治建设是我国法治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转型期的中国,乡村黑恶势力迅速扩张及渗透,严重损害村民合法权益。我国虽然没有将“黑恶势力”一词纳入刑法,但为破解乡村自治进程中治理黑恶势力的现实困境,乡村黑恶势力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具有较固定成员且组织形态严密、以违法手段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以及通过干预地方政府的行为为自己的违法活动加盖一层保护伞。王建国教授指出,为有效遏制黑恶势力扩张,应不断加强农村基层治理体系,统筹城乡发展、预防弱势群体黑恶化,推进乡村平安建设,加大打黑除恶力度,预防农村未成年人涉黑涉恶,以保障乡村治理与自治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的李旭东副教授报告的主题是“辅助性原则的基本内涵”。辅助性原则是近年来风行世界的治理理论,但因其本身是一个域外的研究领域,国内学界对国外辅助性原则的研究现状了解尚待深入,辅助性原则的属性与意涵也尚未完全统一。李旭东副教授对辅助性原则的丰富内涵进行了详细分析。具体有五点内容:第一,它强调基层与地方治理权力的“下级权利原则”;第二,规范上级权力的合理行使;第三,重视横向领域国家与社会的协同治理;第四,关注区域性、全球性治理秩序之建构;第五,直面个人认同与归属多元化的现实。可见,辅助性原则有着丰富的内涵,可以发挥多方面的功能,从而能够适应复杂的治理需要。

  东南大学法学院胡朝阳教授和吉林大学法学院刘红臻副教授对第三单元的学者汇报的论题进行评议。胡朝阳教授指出“社会治理过程中的诉诸司法”的报告梳理了诉诸司法在日本的演进过程。他认为,诉权从本质上来说有人权的特性,能够吸收不满,并且关注于解决弱势群体的利益保障问题。对于刑事司法制度,胡朝阳教授表示,刑事受害人的权利保障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在我国司法中有专门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如何具体保障被害人权利,是有待于深入研究的问题。

  对于库波西奥娃讲师谈到的对法治的理解,胡朝阳教授认为有法的统治和依法而治是两个概念,需要结合不同的法律文化传统采取不同的法治模式。关于超前立法的问题,胡教授表示,在讨论超前立法的原因时,这实际上涉及智能技术的使用,这种技术本身具有双重性,为了解决纠纷,为了社会治理的需要,一种新的司法体制有可能被忽视,可见智慧技术有利也有弊。对于“网格化社会治理”问题,胡朝阳教授认为公民的维权和政府的维稳之间存在内在张力问题,他赞同菅教授谈到的网格化社会治理面临智能化、专业化、法治化、和社会化的“四化问题”。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以及互联网技术在使用中可能面临的问题,更多的是所谓的代码即法律,如果得不到很好的规制,会重新回到管控模式。

  来自吉林大学法学院的刘红臻副教授对几位演讲人的报告进行了评议。刘红臻副教授提到,“法治视野下的社会治理困境与解决路径”论题抓住了我国现在社会治理的困境和存在的主要问题,但论题设定较大,对此进行研究会比较散乱。对于李炳烁教授报告的“智慧法院”问题,刘红臻副教授认为该报告在既有的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的大背景之上讨论AI和大数据技术的计算如何发挥作用和发挥作用的方式,切入角度特别好。对于“辅助性原则”问题,刘红臻副教授认为报告详细介绍了辅助性原则,但该论述还只是停留在意义、重要的层面。刘红臻副教授认为“论新时代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方法与路径”的报告提到了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都要创新的问题,对于良法善治的概念,法治和善治,良法善治之间是何种关系还要进一步深究。对于“政府对公益法律服务的有效应对与作为”的研究,刘红臻副教授认为该论题以小见大,并且也介绍了一些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值得借鉴。对于“乡村治理进程中黑恶势力衍生的社会机理及根除对策”问题,刘红臻副教授认为该内容对历史演进和现实样态的考察详实,但是对于如何改善治理结构,从根本上防止黑恶势力的应对和治理对策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研讨会第四单元由河海大学法学院院长杨春福教授主持。来自俄罗斯喀山联邦大学法学院的古泽莉·瓦列耶娃副教授进行了“俄罗斯未来法律教师的法律文化行程中法治的发展”的报告。古泽莉·瓦列耶娃副教授以模拟实验的方法,基于学生的教学实践结果来研究未来法律教师的法律文化形成的经验。根据实验研究的结果,她表示,在法律教学过程中,以讲座、研讨会、实践和实验课程的形式,教师教导学生处理法律文件可帮助学生掌握批判性思维,对学生在现代社会教育的进程中法律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学生对法律文件的运用而形成法律文化的教学方法有助于建立师生之间的关系。此外,该种形式有助于学生们发展公民能力,掌握法律基础知识。

  来自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的副教授赵琳琳以“澳门司法制度二十年之回顾与展望”为主题展开了汇报。赵琳琳副教授回顾了澳门司法体制、司法官制度、律师制度的演变。司法体制方面,法院体系中特区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终审权,检察院也根据自身特点成立了特区检察院。在澳门,司法官和律师的数量明显增加,本地的法律人才在特区法治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她表示,回归二十年以来,澳门司法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仍然也存在着诉讼效率低、替代纠纷解决方式单一等问题。因此,赵琳琳教授建议澳门司法改革可以采取施行参审制、推进诉讼简易化和电子化、普及中文、评估司法效率、落实专业认证制度、提高法律服务质量、进行统一司法考试、加强法律职业间的内部流动等方面的措施,完善并推动澳门的司法进程。

  斯洛伐克马提亚贝尔大学的博士生汪驰聚焦教育体系,以“对比斯洛伐克与中国教育体系:博洛尼亚进程制度化的借鉴意义”为题进行报告。汪驰表示,“博洛尼亚进程”对斯洛伐克的高等教育有着制度化发展的意义,对斯洛伐克与中国的教育合作也有借鉴之处。在报告中,汪驰分析比较了斯洛伐克和中国教育体系在小学教育制度、中等教育等方面的差异性,借鉴“博洛尼亚进程”中的相关内容有助于促进斯洛伐克与中国高等教育在学分互认、教育资格质量框架建立、学生交换等方面的发展,从而对中、斯两国教育合作的制度化发展起到借鉴作用。

  怀化学院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的李伟迪教授报告的题目为“批判调解让步的批判”。李伟迪教授通过剖析实例,证明调解让步的实质是当事人及当事人之间多元利益的置换,是救济成本责任的承担。他认为,当事人置换利益大于或等于初始请求利益,不会损害第三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李伟迪教授认为,调解承载的主要是和谐价值而兼顾秩序价值,判决承载的主要的秩序价值而兼顾和谐价值,调解的价值包含并且高于判决价值。

  对于治理问题,来自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的武小龙副教授以共生理论的视角探究了新中国城乡治理70年的演进逻辑。武小龙副教授认为城市与乡村作为一个既有差异又存在互补的共生系统,从“共生治理”的理论框架解释新中国城乡关系70年的演进逻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新中国城乡治理主要经历了三次重要转型:1949-1978年的“寄生型”治理、1978-2002年的“偏利共生型”治理、2002-2017年的“非对称互惠共生型”治理、2017年之后城乡“对称互惠共生治理”理念的提出。他认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结构关系折射的是中国社会的整体性变迁。城乡共生型治理遵循的是一种渐进主义的改革方案,反映的是国家政权建设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重构,最终目标是为了在对称互惠共生治理中实现城乡社区的空间正义。

  在德治与法治问题上,来自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杨知文副教授以“德性法制与风险社会的法治化治理”为题进行报告。杨知文副教授认为中国当下具有风险社会的特质,需要进行法治化的治理。现代法治是建立在人类法制具备更为丰富的德性要素基础上的治理方式,风险社会促进了现代法治运营形态的进一步转换,其不仅使法律的自身品质与价值理念接受着相应的“锻造”,也使法律制度的实施机制一改故辙,社会治理更加倚仗法制运行的德性。作为风险社会治理的法治揭示了现代风险治理对德性法制的更多诉求,风险社会治理需要不断有针对性地提升或重塑法制的德性。杨知文副教授表示,当下中国的风险社会治理必须重视相关的德性法制建设,既要注重现代法治因应风险社会对法制德性的更新和拓展,也要聚焦于中国社会的现实特性及具体场景解决其中的难点问题。

  盐城师范学院法政学院韩业斌副教授从立法角度研究了“长三角营商环境协调立法的理论阐释与制度实践”。韩业斌副教授强调,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要求区域营商环境的协调发展。区域协调立法是推动营商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前提条件。在报告中,他首先分析了长三角营商环境协调立法的必要性,然后指出了长三角营商环境协调立法面临的合法性困境与动力不足的难题。韩业斌副教授认为,长三角区域协调立法可以采取地方先行先试的模式,采用联合制定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的形式,对于制度性改革举措、市场环境标准以及政务环境等内容,展开协调立法,消除地区间行政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

  来自湖北民族大学法学院的朱政副教授聚焦乡村治理中的“富二代”群体,以“富二代治村:富人治村的新发展”为汇报主题。朱政副教授基于江苏无锡的调查,提出乡村“富二代”的类型,以及“富二代”治村的结构性前提。他认为,“富二代”治村的核心机制为基层政府与乡村富人的相互承认与结盟,从而形成规则化的权力与利益的分享格局。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视角下,“富二代”治村表征基层政府利用科层官僚体制对乡村精英的吸纳与统合,构成一种国家与社会“行政一体化”的关系形态。面对市场经济背景下乡村社会的富人政治,应重视挖掘社会主义传统下党政体制资源,抑制“富二代”治村的负面效应。

  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朱焕东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下基层社会治理重构——以道路交通事故纠纷解决为例”为题汇报。朱焕东通过对3000份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法律文书的分析,以新时代枫桥时代经验为指南,从法官的视角出发探究互联网治理环境下基层道路交通纠纷化解模式的重构。在报告中,他分析了乡土法治环境下的交通一体化建设困境,传统以交通民警为主导的纠纷解决机制已经不适用时代的发展,这更要求传统纠纷机制的革新。基于此,朱焕东认为要构建一体化纠纷解决平台,以法院、公安、司法局、律师、评估机构等单位的协同配合,推动在线纠纷的多元化解。

  江苏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波教授和常州大学史良法学院副院长张建副教授进行了评议。张波教授指出,我们在五十年代就建立起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然而怎么探寻和挖掘它的演变规律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张波教授指出我国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背后有一个重要问题,有二元经济结构,二元制度结构,二元权力结构,可以关注不同结构下的不同问题。关于“德性法制与风险社会的法治化治理”的报告,张波教授认为该论题具有价值意义,张波教授认为在这种高风险社会中我们用什么手段加以治理,这对法律和法律的执行者、立法者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关于“长三角营商环境协调立法”问题,张波教授提到营商环境带有一定的普遍性问题,中国当前的经济呈现出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营商环境的问题专门提出来有它的价值。在“富二代”治村问题上,张波教授肯定了这一论题的价值意义,在富人治村的过程中,如何保护农民利益,防止富人从体制内过多攫取资源以及在解决问题的手段合法性以及法律边界方面是值得进一步探索的。

  张建副教授首先对“什么是好的研究?”给大家作了分享。他认为一个好的研究既要有理论,也要有时空背景,推升出各种特定的问题意识,借由我们的思考,在经验事实层面上进行描述,把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呈现出来,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张建副教授认为“批判调解让步的批判”论题是明显的立场先行的研究方式,可能回避有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就。针对“新时代枫桥经验下基层社会治理重构——以道路交通事故纠纷解决为例”的报告,张建副教授指出,在调解过程中把调解理念转化为真正有意义的实践时平衡各方利益才是最重要的。对澳门司法制度的回顾与展望,张建副教授将其归为经验类的研究。对此研究他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把这种体制机制的变化与澳门社会本质的需求联系起来,否则就会停留在平面化。对于斯洛伐克以及整个高等教育体系问题,张建副教授指出,该议题的报告还是停留在知识传递层面,离探索性的案例研究还有差距。他强调,一在推进某个思路的过程中制度先行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如何将制度转化为实践同样具有重要性。

  会议的闭幕式由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张镭教授主持。闭幕式中,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刘作翔教授进行了会议总结。刘作翔教授首先通过一组数据为与会嘉宾们介绍了此次会议的基本情况。此次会议参加人数海外学者15人、国内学者63人、会议论文集长达753页、36位学者报告、共计48位代表发言这是会议非常重要的成果。刘作翔教授表示,此次研讨会议题丰富,会议主题不仅涉及刑法、民商法、诉讼法等部门法问题,还呈现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的跨学科研究的特点;不仅有国内法问题的研究,也有国际法问题的探讨与交流;会议的研究视野广阔,既有全球性问题的讨论和研究也有区域性问题的聚焦与关注。下面按照海外学者和国内学者这两个层次来对今天的发言和报告做一个大体的梳理,也简单谈谈我的学习体会。随后,刘作翔教授按照海外学者和国内学者两个层次分别对研讨会的发言和报告一一进行总结。刘作翔教授表示,此次研讨会将为社会治理与法治发展提供诸多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和实践对策,对进一步推动社会治理与法治发展的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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