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线】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与理论自信的萌发

　　对一个政党、一个国家来说，坚定的理论自信在任何时候都是其发展壮大的精神支柱。在近代中国的各种救国方案中，中国共产党自觉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理论自信的萌发。

　　近代中国需要一场新的启蒙运动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伟大民族，长期处于世界发展的领先地位。但是，由于疆域的广袤、地理的阻隔，19世纪上半叶，在西方资本主义已经产生、发展并开始海外殖民扩张的情况下，清王朝的士大夫们仍然认为大清帝国是“天朝上国”、世界中心，西方不过是“蕞尔小邦”、蛮夷之地。此时的他们非常自信，但这种自信却是盲目的。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被迫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之下，中国何去？从洋务派到维新派，从农民起义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次又一次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中国的国民性，认为从器物到制度的简单模仿都非但不能挽救民族危亡，反而使中国陷入了更加黑暗的深渊，中国需要一场新的启蒙运动即新文化运动，由此来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正如陈独秀指出：“如今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因为民主共和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和君主专制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全然相反，一个是重在平等精神，一个是重在尊卑阶级，万万不能调和的。”

　　马克思主义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

　　在新文化运动中，一大批深谙中西文化精髓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纷纷自发地著书立说、创办刊物、创立社团。一方面，他们批判封建礼教的“吃人”特质，甚至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另一方面，他们翻译外国著作，介绍国外思潮，探索“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怎么办”这一关系民族生存和发展的中心课题。一时间，标志着理论自觉的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各种新思潮纷至沓来，充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其中一些还被付诸实践，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社会试验。正是在这样的比较、实验当中，作为当时各种新思潮之一的马克思主义，以其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脱颖而出，开始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明的交汇带来理论自信的萌发

　　其实，早在1900年前后，马克思的名字就已出现在中文报刊上，马克思的思想已被介绍到中国。但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才开始在中国广泛地传播开来。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认为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只可迎，不可拒”的新潮流，坚信“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实际上就引导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方向，使一大批有志青年把目光从西方转向了东方、从自由主义转向了社会主义。后来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他们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把民族解放和阶级革命结合起来才是对中国革命道路最先进、最科学的设计，才是中华崛起之希望。

　　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泽东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在于从鸦片战争到新文化运动的民族救亡之路已经证明：植根于农业文明的中国传统经世之学不堪抵御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源自西方资本主义的各种政治学说也都屡试屡败，而俄国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给苦苦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中国先进分子打开了一扇全新窗口，“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和拥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在这里找到了交汇点，理论自觉的生成和发展必然带来理论自信的萌发，进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中开花结果。

　　（原标题是“中国共产党理论自信的历史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