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9月14日、15日，延安《解放日报》连载了调查报告《鲁忠才长征记》，毛泽东为其写了按语，此文后作为整风运动学习材料印发全党。重温这篇调查报告，对于做好新时代的调查研究工作、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大有裨益。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陕甘宁边区遭遇空前财政经济困难。党中央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但搞生产并非易事，开荒种地需要工具，纺纱织布需要原料，所以，急需一条快速创收的渠道以解燃眉之急。作为当时边区重要资源，盐的外销对克服边区的财政经济困难意义重大。为此，中共中央西北局于1941年5月18日作出《关于运销食盐的决定》，指出，食盐产销已“成为发展边区经济最重要的一部分……关系到边区的生死存亡……组织全边区人民驮盐运动，成为我们边区党与人民当前迫切的中心任务”，各地必须立刻进行食盐运销动员、人员组织、生产安排等工作。对于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决定，有人不以为然，认为从定边县向关中运盐得不偿失；一些干部心中没底，举棋不定；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之间也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这样大规模运盐，势必增加群众负担。各种因素叠加，使得运盐工作进展迟缓。

为深入了解运盐工作情况，毛泽东让西北局写一份关于运盐的调查报告。西北局把这项工作交给了当时正在富县巡视工作的西北工委秘书高克林。高克林8月13日接到通知后，当晚就在富县城区开始工作。他召集刚从定边县盐池运盐回来的富县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和王毓贤、孔照庆了解情况，鲁忠才详细叙述了第一次运盐的经过，王毓贤、孔照庆做了补充。形成调查报告后，第二天就上报给毛泽东。毛泽东看过报告后，倍加赞赏，特地写了一段按语：“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他还亲自给调查报告拟定了《鲁忠才长征记》的标题，并推荐给延安《解放日报》发表。

《鲁忠才长征记》一共讲了七个方面的情况：（一）应去驮盐的牲口未征集够的原因；（二）运盐往返的天数、路程、站名及各地概况；（三）沿途的困难；（四）一路生活情形；（五）路上发生的问题；（六）附注；（七）经验教训。这个调查报告不仅在贯彻边区政府运盐《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还在整顿党风和文风中起了指导作用，成为当时延安整风学习的参考材料之一。1948年，在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编印的《毛泽东选集》中，经毛泽东修改的《鲁忠才长征记》作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附件被收录。

《鲁忠才长征记》，是陕甘宁边区一次运输作业的全景记录，是一篇小规模经济活动的总结报告，似无新奇之处。毛泽东重视并肯定这篇调查报告，一方面是因为它朴实的文风，用简洁的文字反映了实际情况，是整顿党风和文风的好教材；另一方面是因为它的具体内容，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性，在贯彻边区政府运盐《决定》中发挥了指导作用。今天再看《鲁忠才长征记》，我们可以获得三点启示。

回应上级关切及时，契合了当时中央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需要。当时中央关切有二：一是运盐是否有利可图，能否帮助缓解财政危机；二是1941年8月中共中央刚刚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这项要求能否真正得到贯彻落实。高克林的调查报告及时地、很好地回应了这两大关切。受领任务后，高克林高度重视，连夜工作，第二天清早就把运盐报告送往延安，及时让上级领导知晓了实际情况。尤为重要的是，通过调研证明了“党和政府的运盐计划、估计、办法，是完全正确的。个别同志的怀疑，没有信心，认为是负担……都是不正确的肤浅的看法”，从而坚定了中央和边区政府运盐的决心。此外，它树立了调查报告的范例。当时，党内不少人写文章、做演说，不预先研究，不预先准备，结果往往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毛泽东认为，这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毒物，这个毒物传播出去，是要害党害国的。高克林的报告过程清楚，数据可靠，有分析有总结，结论清晰可信，是一篇高质量的调研报告。

调研报告文风朴实，与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和党八股形成鲜明对比。高克林的调查报告没有“穿靴戴帽”，没讲一句运盐的伟大意义，而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全文7个方面近40个小内容，包括标点在内只有2700多字，基本都是“干货”。报告通篇没有一个形容词、一组排比句，简明扼要，语言质朴，条理清晰，内容大多一两句话，有实例，有概括，读后对当时的运盐情况一清二楚。这样的文风在当时就是一股“清流”。因为当时党内盛行党八股，一些人对于自己的工作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有的语言无味，有的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还有的甲乙丙丁，开中药铺。因此毛泽东赞扬“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毛泽东向《解放日报》推荐此文，就是要借此树立一种新风，让党内再现“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新文风。

反映情况实事求是，为党中央了解真实情况、制定相应政策、克服财经困难提供了重要参考。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也强调：“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调查研究作为党的基本工作方法，是党的正确思想和正确决策的来源。《鲁忠才长征记》如实反映了运盐队伍出发前的畏难情绪和途中出现的问题，有好例子坏例子，算账清晰，为中央和边区政府决策提供了宝贵借鉴。如针对部分干部群众去三边驮盐的恐怖观念“死人死牲口，一去不回来”，是赔钱买卖。沿途的困难讲了四点，其中一点是“三里庙、梁庄至定边两站，没有水，人、牲口容易受渴”。他们通过算账，得出结论“驮盐可以赚钱”，驮130斤盐可赚75元，驮150斤则可赚115元，好驴赚钱多，弱驴赚钱少，驴子越多赚钱越多。《鲁忠才长征记》发表后，在广大民众中产生强烈反响，边区掀起了运盐热潮。为给群众提供方便，边区政府修建了定边到延安、庆阳的两条公路，沿途设公家客店，在产盐区组织变工队，在各县组织合作社，提高了运输效率。由于督运工作得力，加之外部对食盐需求旺盛，1941年边区共运盐29.9万驮，盐税和利润收入缓解了财政困难，也为大生产运动提供了必要资金。

《鲁忠才长征记》的三点启示对我们今天搞好调查研究，仍有很好的借鉴意义。让我们凝聚起大兴调查研究的共识和力量，深学笃行党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论述和要求，让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真正成为体民情、察民意、做决策的得力手段，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西安政治学院）

责任编辑：张李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