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一生勤勤恳恳、埋头苦干，被叶剑英称为“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他重视调查研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注意总结工作规律，面对革命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提出过许多重要建议与解决方案，参与了党的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和实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理论联系实际，不断转变深化思想认识

任弼时善于搞调查研究，他对于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事关党的事业成败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提高深化认识并正确运用于实践的过程。

他17岁赴俄留学，与当时许多革命知识分子一样，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学习，但缺乏对中国国情的深入了解。1928年，任弼时在《无产青年》第四期发表《对于暴动问题的意见》，要求城乡党团组织和每个党团员“应当时刻注意自己周围的群众，应当很详细地去调查研究群众生活，替他们（就是替自己）提出很实际的极切身的要求，领导他们为这些要求而争斗”。当时他更多的是在撰写理论文章，进行政治动员，对调查研究作为一种工作方法和手段的认识，还没有上升到应有的思想理论高度。1931年，任弼时率中央代表团进入苏区，曾经一度认为反对“本本主义”就是“轻视理论”，是“狭隘经验论”和“事务主义”。

任弼时后来通过实际斗争和接受革命教育逐渐转变认识，并形成了对调查研究在党的领导和决策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正确认识。1933年，年仅29岁的任弼时出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当时湘赣地区肃反扩大化严重，查田运动中也出现许多“左”的错误，干部群众思想混乱，许多工作无法展开。任弼时感到需要对这些错误发生的原因和事实情况进行了解，于是他对湘赣苏区的历史与肃反状况、土地情况作了摸底和分析，并在摸清情况的基础上作出了相应的决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错误，稳定了干部和群众的情绪，打开了工作局面。如果说主政湘赣时进行的调查研究还是被动的应急之举，那么到了延安，任弼时在认真总结以往“左”倾错误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真诚地进行自我批评，从而在思想上真正认识到了教条主义的危害性，真正认识到了只有调查研究才能解决中国革命中的实际问题。1941年，毛泽东重印了《农村调查》一书，重申“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目的是“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之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等文件，并在中央政治局下设调查研究局，毛泽东兼局长，作为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任副局长。从这时候起，任弼时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调查研究工作。在这些调查研究中，他越来越深刻、自觉地认识到，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事关党的领导和决策的正确性。

发现解决问题，注重制度建设

在调查研究中，任弼时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他一贯注重制度建设，讲究效率，经常告诫身边的同志，“一定要结合我们的情况，建立一套有利于我们工作开展的规章制度”，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

1938年，任弼时被派往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40年3月回国抵达延安，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7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任弼时初回延安即对延安地区相关情况展开了细致的调查研究，很快发现问题。此时的中共中央搬到延安已有三年多，延安人口从三年前的三四万发展到十几万，并且成为中共中央指挥全国敌后抗战的心脏，是八路军总部以及陕甘宁边区党委和边区政府的所在地。但由于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军事机关、边区党政机关等三大系统都在延安，人员十分复杂，各个单位没有经过很好的整合，中央直属机关，如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由中央负责人一人管一摊，没有统一的行政管理机关和规章制度，作息、收发、供给等都不统一，三大系统各行其是，日常工作常常无章可循，效率低下。为了科学解决这些问题，任弼时主持成立了中央办公厅，由他兼任主任，王若飞、李富春任副主任。建立了一整套工作制度、行政制度，明确了各个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继而建立了收发制度、会客制度、财会制度、文件管理制度、档案保管制度、干部供给制度等一系列规章制度，毛泽东对此十分赞赏。

倾听群众意见，全方位开展调研

通过调查研究，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同时，任弼时注重深入基层，在群众中进行调查研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他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优良工作作风。新中国交通运输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的王首道回忆，任弼时“善于调查研究，喜欢看材料，向同志们问长问短，愿意深谈，喜欢遇事找群众商量，倾听群众的意见”。

1948年春，转战陕北整整一年的中共中央决定离开陕北，经晋绥奔赴晋察冀。行军路上，因五台山积雪难行，任弼时与毛泽东、周恩来等被阻于山西省繁峙县伯强村。不顾疲倦的任弼时利用第二天休息的间隙，特意找来伯强村贫农团主席耿香民拉起了家常。在这次调查中，任弼时详细询问了该村土改中划分阶级的标准、土改后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以及地主在土改后的生产劳动情况等。他问耿香民：“地主在家做什么事？”“分给他七八亩地，他自己可以种吗？”“把体力锻炼出来得几年？”等等，通过调查谈话，任弼时掌握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他发现，在土改中存在着划分阶级标准混乱，政策界线不清的问题，并因此造成工作中出现“左”的偏向。这次忙里偷闲的调研，为指导土改工作积累了素材，启发了思路。

1987年编辑出版的《任弼时选集》收录了任弼时在调研的基础上作的一次报告。1944年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任弼时作了长篇报告《去年边区财经工作的估计与今年边区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在报告中，任弼时向与会者展示了七张图表，这些图表是根据任弼时用近三个月的时间进行调查研究后得到的统计资料汇总而来，其中还有从《解放日报》的通讯中改制而成，以及他与延川拐峁村农民蓝凤城交朋友、拉家常的过程中获得的内容。经过精心设计，小到农民买火柴、水烟的费用，大到三五九旅的开支状况，有分析、有比较、有结论，抽丝剥茧，丝丝入扣。运用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获得的材料，任弼时在报告中点面结合地将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的总体面貌生动直观地反映出来。这样的报告形象生动，数据详实，不但听众信服，根据报告所出的政策也更加贴近实际。毛泽东审阅这份报告后，批示作为“党内高级干部读物”印发五千份，并提议任弼时到中央党校再讲一次，“可以有五百人听，中央同志及中直可去二百人左右”。

调查研究，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一种有效途径。任弼时虽然对此曾经认识不够甚至怀疑过，但他在实践中发现并及时纠正了问题，逐步成为党内进行调查研究的行家里手。在以后的若干年里，从延安到西柏坡，任弼时始终坚持进行调查研究，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为形成、发展和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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