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不乏史诗般的实践，关键要有创作史诗的雄心。这是党对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的希望和要求。要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回答这样几个问题：史诗是什么？什么样的作品才是新时代的史诗？如何创作新时代的史诗？
一
史诗在这里至少具有两层含义。第一作为形容词，是对伟大实践的界定。这种实践具有历史意义和审美价值。第二作为名词，是一种文学体裁。
作为名词的史诗，本义为一种长篇叙事诗，与抒情诗、戏剧并称为西方文学的三个基本类型之一。它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传统史诗，二是文学史诗。传统史诗，又称原始史诗或民间史诗。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此类史诗的代表，它们最初由民间口口相传而成。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史诗。比如，古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古印度的《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还有中国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等。文学史诗则由文学家创作而成，代表作有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和弥尔顿的《失乐园》。总体上看，史诗以叙述英雄传说或重大历史事件为主。英雄往往半人半神，背景广阔无垠，情节曲折而持久，主题重大，关乎民族或宗教，有创世神话的意味。用现在的话讲，史诗是一种“宏大叙事”。
正是基于上述特点，当“史诗”转换为形容词后，其含义就变得丰富而“高大上”了。但凡“伟大的、壮美的、庄严的、宏伟的、堂皇的、给人深刻印象的、英雄的、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传奇般的、漫长而艰难的、艰苦卓绝的、事关国家民族的，事关历史进程的……”，都可以称为“史诗般的”。
中文里原先只有诗史，没有史诗。史诗的英文原词是Epic。十九世纪后期，外国传教士将古希腊史诗介绍到中国，汉文译述里多译作“诗史”。这就像人们把杜甫称作“诗史”一样，是看到了其诗歌的历史价值。二十世纪初，史诗受到学界重视。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盛赞黄遵宪的《锡兰岛卧佛》以有限的文字叙写深广的历史内涵，既具“诗情”，更兼“史性”，足堪“诗史”之称。史诗与诗史，从汉语组词的偏正结构看，一重史，一重诗。两者之别，是值得玩味的。但最终史诗这一译法占了上风，似乎意味着人们更加看重其美学价值了。
史诗曾经是人类学、民俗学的文化标本。许多思想家文学家都非常重视史诗。关于史诗的讨论是从《荷马史诗》开始的。马克思说它具有“永久的魅力”，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鲁迅说它的总体风格是“伟大而活泼的”。从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史诗的美学风格是神圣性、庄严性和经典性。
史诗用诗的语言，记叙各民族有关人类起源的传说以及关于民族迁徙、民族战争和民族英雄的光辉业绩等重大事件，所以，它是伴随着民族的历史一起生长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部民族史诗，往往就是该民族在特定时期的一部形象化的历史，也是一种历史的形象化。概而观之，史诗有这样几个特点，它产生于民族形成的童年时期，脱胎于神话，是民族的百科全书，是庄严神圣的经典。史诗是民族生活和历史的反映，从史诗中可以看到民族的起源和发展，它对民族认同、宗教认同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
不过，我们现在使用这一概念，其语义应该宽泛得多。它不再只是一种古老的文学体裁，不再只是那种长篇叙事诗，而变成了一个美学范畴，它可以代指具有史诗品格的诸种文艺作品。这种史诗品格是传统史诗审美特征的现代转换。无论东方西方，人们对史诗的认识基本一致。这就是以广阔的地理背景、纵深的历史段落、曲折的情节故事、异常丰富的社会信息量，塑造生动的英雄传奇，表达悲天悯人的深刻主题。这是所有史诗的共性，或者说就是史诗品格。在此基础上，我将中国的史诗品格概括为历史情境、英雄情结、家国情怀三要素。
当代史诗，可以是长篇叙事诗，也可以是长篇小说，也可以是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等非虚构写作，还可以是一部戏剧、一台演出、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甚至可以是一幅画、一首歌、一支乐曲。我们千万不要把史诗这一概念框死在诗歌甚至小说范畴之内。
依据这样的思路，我可以排出一批在我心目中具有史诗品格的作品目录。国外的有小说《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战争风云》《百年孤独》、油画《自由引导人民》《拿破仑加冕》《滑铁卢战役》、交响乐《1812序曲》等。这些作品都是世界文学史艺术史上的经典之作，散发着永恒的魅力。国内的有小说《白鹿原》、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觉醒年代》《跨过鸭绿江》《大决战》、电影《开天辟地》《开国大典》、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交响乐《红旗颂》、美术作品《转战陕北》《开国大典》等等。这些作品都具有历史情境、英雄情结和家国情怀，都具有神圣性、庄严性和经典性，都达到了史与诗的完美结合。
三
今天我们强调要创作新时代的史诗，就是要创造当代的传世经典，不断增强文化软实力，进一步加强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创作新时代的史诗，不仅是文学的责任，也是艺术的责任。陈寅恪把中国的弹词与印度和希腊史诗作比较，指出“世人往往震矜于天竺希腊及西洋史诗之名，而不知吾国亦有此体。外国史诗中宗教哲学之思想，其精深博大，虽远胜于吾国弹词之所言，然止就文体立论，实未有差异”。此确是精审之论。不仅弹词与史诗未有差异，琴书等其它曲艺亦如此。曲艺是说唱艺术，《荷马史诗》就是古希腊的说唱艺术。曲艺与史诗，天然契合也。
新时代的史诗，应该有这样几重含义：一是直接反映新时代的史诗，二是在新时代创作的史诗。一句话，就是“孕育史诗品格震撼心灵的时代力作”。从史诗创作的角度看，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中国最近一百年，党团结带领人民为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真正是波澜壮阔、气壮山河，是最适合创作史诗的，它本身就是一首恢弘的史诗。
创作新时代的史诗，我们要解放思想，有大格局大视野，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选题立意，既要有地域特色，又不能局限于一隅。比如“两弹一星元勋”题材和“最美奋斗者”题材，如以他们为原型，一定会写出几部可歌可泣的当代英雄史诗。
创作新时代的史诗，我们要脚踏实地，选取我们最为熟悉的题材素材。江苏有太多的史诗富矿等待我们去开掘，去创作。比如常州的“青果巷”，现代史上走出了瞿秋白、张太雷、赵元任、周有光等一批名人大家，如果以他们为原型进行艺术创造，一定可以写成一部江南的《白鹿原》。
创作新时代的史诗，我们要与时俱进。提高组织化程度，以工程化、项目化方式加以推进。排列出具有史诗气质的题材素材，量不在多，重在史诗的含金量，选择最合适的艺术样式，配备最适合的艺术家进行攻关。有的题材可以采取文学先行、影视剧跟上的办法，扩大传播力和影响力。
创作新时代的史诗，任重道远，贵在落实。
（作者系江苏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