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考古遗迹和历史文物是历史的见证，必须保护好、利用好”。考古遗产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展示着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也能从中看到中国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价值观和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在宏大的文化遗产体系中，考古遗产有着特殊内涵和地位，需要继续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工作，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把我国文明起源和发展以及对人类的重大贡献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呈现出来，更好发挥以史育人作用。
深刻理解考古遗产的价值作用
考古遗产是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见证。《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宪章》指出：“考古遗产是根据考古方法提供主要资料的实物遗产部分，它包括人类生存的各种遗存，是由与人类活动各种表现有关的地点、被遗弃的结构、各种各样的遗迹（包括地下和水下的遗址）以及与上述有关的各种可移动的文化资料所组成。”考古遗产包含了考古学家发现的不可移动的遗址、遗迹和可移动的文物及相关资料。考古遗产构成记载人类过去活动的基本材料，因此，对其保护和合理的管理，对于考古学家和其他学者的研究和解释起到巨大作用，这些学者往往代表人类当前和今后的利益。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我国也在不断加大对考古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合理利用力度，考古遗产已经成为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当代人们文化生活、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国际交流合作等各方面事业的重要力量。
文化遗产是指由先人创造并保留至今的一切文化遗存，包含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极为重要的文化发展资源。考古遗产本身就包含着文物或文化遗产的内涵。今天，许多博物馆内收藏和展示的具有重大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的文物就来自于考古学家的发现，离开考古发现的文物，仅仅依靠流散文物，很难构建起高品质的具有自我逻辑的博物馆陈列或藏品体系。此外，我国一些考古遗址也被作为文物保护单位而进入文物行列，成为地方及国家文化遗产的核心内容之一。
考古学的“文化遗产”取向发生在20世纪中叶以后。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世界遗产公约》提出了“世界文化遗产”的事业方向，对其内容的界定包括三个方面，即文物、建筑群、遗址。可以说，每一个方面都与考古学紧密相关，尤其是第一项和第三项，更是主要以考古遗产作为核心对象。正是在这样的内涵界定下，全球已经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中，有许多实际就是由考古学家们发现或发掘的考古项目转化而成，如中国的殷墟、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秦始皇陵、敦煌莫高窟、元上都遗址等。近年来出现的世界文化遗产中的新类型如文化景观、文化线路、历史运河、历史城镇等，同样也离不开考古遗产的参与。据不完全统计，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世界文化遗产”项目中，有25%以上项目属于考古遗产项目。比如，“中国大运河”成功申报世界遗产的过程中，考古学也为之作出了突出贡献；“天山廊道”作为“遗产线路”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包含了考古界多年来对丝绸之路考古所取得的诸多成就；“左江花山岩画”是我国多年来岩画考古的重要地点，现在也被作为“文化景观”类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挖掘和阐释文化遗产是考古学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考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离不开考古学”。考古学通过实物遗存来复原古代历史，成为人类文化遗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是考古学术成果和考古发现资源功能上的拓展，还影响到考古学的学科定位和考古学家的行为模式。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强调：“文化多样性创造了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它使人类有了更多的选择，得以提高自己的能力和形成价值观，并因此成为各社区、各民族和各国可持续发展的一种主要推动力。”这些思想和目标促使当代考古学家不仅致力于不同时空多样性文化遗存的发现和研究，还探索考古遗产涉及的人类文化创造中形式与设计、材料与物质、用途与功能、传统与技术、地点与背景、精神与感情等问题，同时注重对发现对象的保护、保存、展示、利用，以确保重要考古发现能够“代代相传”。
考古学是一门十分重要的学科，考古学的实证性研究和遗产性表述是其他学科无法代替的。比如，考古学可以揭示“长城”“大运河”作为巨型文化遗产的起源、丰厚内涵、文化形态、材料、技术、演化等许多方面。考古学能够揭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区域内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内涵，展现其文化运动过程及由此产生的丰富、多样的文化结构。考古学还能展现国家文化公园中各类文化遗产的特色和地位，根据已有的考古学资料，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都可以依流域空间的不同分为河源区、上游区、中游区、下游区等不同的区域文化空间结构，如黄河流域沿线有羌藏文化、周秦文化、夏商文化、齐鲁文化以及燕赵文化，长江流域沿线有羌藏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这些不同区域产生的不同文化均存在着各自的特色，在地域文明的诞生和持续发展中分别承担过不同的责任，但又共同创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最为重要的是，考古学能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实体遗产，从而为实现文化遗产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在五大国家文化公园区域内，考古学调查和发掘的各类文化遗存通过博物馆、考古遗址公园、大遗址、考古旅游景点或景区、研学基地、数字化展品等建设行为，生动展现了长城文化、大运河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等的现代价值，与其他类型的文化遗产共同建构了中华文化标识系统和文化创新系统，共同承载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文化记忆与民族共同体意识。
挖掘和阐释文化遗产是考古学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推动文化遗产事业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和讲话，强调“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要加强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就考古遗产保护传承而言，《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宪章》也提出：“考古遗产的保护必须依靠各学科专家的有效合作，它需要政府当局、学术研究人员、公私企业以及一般民众的合作。”基于此，我们要推动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建设包括考古遗产在内的文化遗产事业，使其成为文化自信自强的重要动力源泉。
（作者系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历史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孙秋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