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香港地区公开出版发行的机关刊物，《群众》周刊历经武汉创刊、转移重庆、迁移上海和转战香港四个阶段。1947年1月30日，《群众》周刊在香港正式出版。作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公开发行的机关刊物，《群众》周刊的发行工作充满了曲折和艰辛。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群众》周刊克服了国民党和港英政府的双重干扰与破坏，通过拓展发行范围，调整发行策略，实现了发行目标，为广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推动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
积极拓展发行范围
不同于武汉、重庆和上海时期，香港时期的《群众》周刊开始拥有自己独立的发行机构，并且拥有使用其他党报刊物发行渠道的便利，这就为发行工作带来了便利。
香港时期的《群众》周刊主要面向海外发行，目的是将党的声音传播到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中去，并通过地下运输线，把党的刊物由海外转到内地来。正如周刊公告所说，本刊为中国共产党之机关刊物，为适应华南及海外读者之需要和便利起见，特另在香港发刊港版。为实现海外发行目标，《群众》周刊充分利用其他报刊的发行渠道，使自身的发行范围得到了拓展。以新民主出版社为例，该社在海外的发行业务主要由纽约、旧金山、伦敦等城市的代销处经销，包括曼谷的《全民报》社、新加坡《南侨报》的南侨出版社、马尼拉的现代图书公司、吉隆坡的联合书报社、越南堤岸的亚新书店、苏门答腊的光华书店、旧金山的《华侨日报》社、巴黎的巴黎书店等。通过这些代销处，新民主出版社的刊物顺利流通到世界各地，其中就包括《群众》周刊。此外，新民主出版社还通过在内地的发行点向华南游击区和南方国统区发行进步刊物。这些发行点主要分布在南方的一些大城市，比如广州、上海、桂林、昆明等地。1946年5月至6月间，广州反动当局将香港《华商报》《正报》的广州营业处查封。此后，新民主出版社的进步报刊不能进入内地销售。为冲破国民党的阻挠，《群众》周刊灵活调整发行策略，后经新民主出版社的发行渠道再次流通到内地国统区。
部分经过改装封面的香港版《群众》 资料图
灵活调整发行策略
迁移到香港后，《群众》周刊面临国民党的百般阻挠，以及港英当局的突击审查。作为中共舆论宣传的主要阵地，《群众》周刊已然被国民党和港英当局视为审查的重点单位。对于《群众》周刊而言，采取事前不送审或不顾检查机关的禁令等抗检的老办法，已无法满足发行需要。为解决这一难题，《群众》周刊转而探索新的发行策略。
首先，通过其他报刊纸型夹带《群众》纸型以蒙蔽敌人。1948年秋，上海进步学生陈壁城找到香港党组织，提出在上海翻印、秘密发行《群众》周刊的倡议。对此，香港党组织进行了充分协商，最终决定由新民主出版社和有利印刷公司共同负责，用香港《经济导报》的纸型来夹带《群众》周刊的纸型，然后航寄上海翻印。这种做法抓住了敌人疲于审查的弱点，使《群众》周刊得以流通到国统区广大民主人士的手上。
其次，利用伪装封面规避国民党与港英当局的报刊审查。用于伪装的封面，大多被冠以文艺性的名字，如“茶亭杂话”“紫金山上看暮秋”“欧游漫记”“野火烧不尽”“走向光明”“骑马者和拉缰者”“诗人与诗片段”等。不同于其他伪装封面，这些封面上，没有刊载原刊物的名称、目次、出版机关以及编者，仅在期刊的右上角部分印有较小的“群众”两字，接着便是一篇篇的文章。
除此之外，《群众》周刊还制作发行无封面的“特制本”。发行过程中，“特制本”工作组会广泛搜集内陆国统区的工厂以及大中学校的名单，之后再安排不同的工作人员进行投递。如果说拥有伪装封面的《群众》周刊面向的是国统区的人民大众，那么无封面的“特制本”则有了更加具体的指向，主要包括工厂厂部、学生自治会、系会、班会。同时，工作组还通过上海的新民主出版社、香港的新民出版社发行《群众》周刊。其中，新民出版社的发行重点是南洋和海外的华侨报社及爱国华侨经营的书店。经过努力，《群众》周刊不仅畅销于港澳和海外地区，在内陆国统区也得到广泛流通，并对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也产生了较大影响。时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的梁希曾经感慨：“在蒋介石的白色恐怖下，我们之所以能了解全国形势和党的政策，都是从香港的《群众》周刊得来的啊!”
影响力持续扩大
面对港英政府和国民党当局的阻挠，《群众》周刊通过灵活调整发行策略，积极拓展发行范围，成功实现了发行数量的增加。据统计，《群众》周刊发行数最高可达7000份，这在当时香港所有的报刊中是少见的，甚至比当地报纸的发行量还多。
就发行情况而言，《群众》周刊主要通过新民主出版社的代销点，就近发行到港澳地区，以及东南亚、欧美诸国。由于距离不同，二者的发行量略有差异。例如，港澳地区的发行量基本稳定在3000份，海外的发行量在1000份左右。内地国统区，《群众》周刊的发行量则超过了3000份。其中有一部分是《群众》周刊通过各种秘密渠道邮寄到内地，还有一部分是通过邮寄纸型的方式，经由上海相关机构印刷再发行的。除工厂和学校外，各地党组织也经常订阅《群众》周刊，并将其作为党员教育的重要材料。以钦州和贵州两地为例，钦州中共地下党组织在获得《群众》周刊后，秘密安排学生进行学习，借以提高学生的思想水平。贵州思南地区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在农村合作室订阅《群众》周刊，并组织党员和进步学生学习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这种从个体到集体的订阅行为，充分说明了人们对《群众》周刊的喜爱，也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力。
在发行过程中，《群众》周刊的发行量与读者的需求量并非呈正相关，实际发行量远远不能满足读者的阅读需要，广大读者往往会将《群众》周刊竞相传阅，以至于出现新旧并行、部分字迹模糊的现象。对此，时任《群众》周刊编辑的顾家熙回忆说：“在香港，我曾在《华商报》楼上把伪装封面的《群众》周刊成批寄发内地。据了解，这些刊物在当时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有的被用作编印油印报的材料；有的作为写社论的依据；有的用来印成传单散发张贴；有的一份刊物被拆开传阅，直到字迹模糊，还舍不得丢。”《群众》周刊还存在海外与内地间互相流通的现象。已在海外发行的《群众》周刊可能会再次流通到内地，或者已在内地发行的《群众》周刊流通到海外，通常情况下《群众》周刊都要经过多次流通与使用。不仅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受众度，而且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传播到更广泛的地区，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目标作出了重大贡献。
香港时期的《群众》周刊在发行工作上的成功，体现出中国共产党运用党报党刊，敢于宣传、善于宣传的政治气魄和宣传策略，对于丰富我们党的宣传工作理论具有启示意义。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张李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