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急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功能。随着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增加，如何优化专家参与机制，提升科学应急管理能力是我国应急管理实践和理论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党的十九大之后，中央先后启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成立应急管理部，推动应急管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提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这些重大战略均对科学应急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着重从应急指挥和风险危机沟通这两方面探讨专家参与如何赋能科学应急。
应急指挥体系中的专家参与
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指挥绝非简单的技术决策，是要在遵循科学规律的前提下，综合考虑各种社会、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影响的重大公共决策。应急指挥体系中的专家参与一方面是为了满足技术控制论视角下对实证分析理性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缓解危机情境下封闭性决策带来的信任危机。由于突发公共事件的知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需要专家的专业知识、证据采集与逻辑推理，来补充行政决策体系中科学性的不足。此外，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指挥具有时间紧迫性和敏感性特点，往往难以开展全面的公众质询，决策的封闭性又容易引发信任危机。专家的有效参与能够提高公共危机情境下的公众信任，这一现象在自然灾害、事故灾难、传染病疫情等多类突发事件中均得以证明。
需要注意的是，公众对于专家的信任是有内部差异性的，专家所处的社会位置会产生身份动机和价值取向，进而影响公众对专家的信任。具有专业性、公开、客观和公共精神的专家更能够被公众所信任。
此外，应急指挥体系的决策支持系统需要多学科跨领域的专家学者，除了研究致灾机理及应对技术的自然科学领域专家外，也需要社会、经济、政治、管理等社科领域专家的参与。专家也会受到所有危机决策者都面临的有限理性的影响，存在着由于压力情境下产生的各种认知谬误。专家的专业性权威源于其在某个特定领域通过长期培训或积累形成的知识或经验，在这一特定领域外，专家并不能比一般人做出更好的判断。作为政府决策者，需要判断专家的提议是否超出其专业范畴。还需要考察专家的专业能力，在无法从专业角度识别专家能力的情况下，可通过其过往服务经历、声誉和认证信息来辅佐判断。最后，也需要通过专家提出的意见是否有足够的事实证据支撑，专家本身是否存在利益相关或价值预设，是否有良好的口碑和声誉等方面，判断专家意见的质量和可信性。
社交媒体上专家与公众的有效互动
在突发公共事件下，信任是重建社会理性秩序的源泉，专家具有由专业性和客观性带来的信任，在公众沟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交媒体的出现让更多具有公共关切的“草根型”专家能够参与到公众沟通中，打破了时空限制，使得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可及性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同时，社交媒体的娱乐化、营销化和裂变式的传播特征，也容易导致客观的科学结论并不受欢迎，而谣言和各种极化情绪却能够迅速扩散。普通网民往往难以识别专家身份，突发事件下出现大量打着专家名义发布的谣言和错误信息，侵蚀专家群体的公信力。因此在社交媒体作为主要公众沟通平台的今天，需要进一步推动专家与公众的有效互动和协同。
作为专家群体，要以数据和客观事实佐证观点，提出符合科学规范的建议，少做或不做超出自身专业知识领域的判断，放下专业排斥带来的“傲慢”心态，和跨领域的专家合作，以更能够让公众理解的大众语言阐释复杂的科学结论。各领域专家也可以自发形成如同“同行审议”的自治机制，让真正能够代表科学声音的观点和建议得以更广泛的传播，让本身带有偏见错误和科学设计缺陷的“坏科学”能够被识别和摒弃。作为公众，则需要在海量信息中识别和筛选信息，了解科学的基本属性。在后真相的时代，当突发事件的出现打破社会理性秩序时，需要专家和公众的良性互动，让专业化知识在社会中流动。
完善突发公共事件应对中的专家参与机制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尊重科学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伟大抗疫精神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在武汉防疫阻击战中获得的重要成功经验之一。面对当下和未来的疫情防控工作，我们要延续尊重科学这一伟大的抗疫精神，让各领域的专家积极参与到疫情防控的各个环节，把遵循科学规律贯穿到决策指挥、病患治疗、技术攻关、社会治理各方面全过程，引导社会理性秩序的建立，推动科学疫情防控。
强化地方疫情防控指挥体系中的专家参与。目前在各地方政府发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项预案中，都明确提出了专家委员会的角色，也有多个地区开始了专家委员会的遴选，但专家参与的具体流程和要求，仍然需要结合本地实践进行明确和操作细化。专家委员会作为附属于应急指挥体系的联动主体，在突发事件下不应只是被动等待政府的咨询，而应被赋予在突发事件下主动参与、获取相关信息和建言的权利与职责。
畅通政府与一线应对专家的沟通渠道，尊重一线信息的反馈。在疫情防控中，战斗在疫情前线的基层专业人员掌握的一手信息，对于决策层能够及时完善和调整防疫策略具有重要意义，如武汉疫情初期基层医生推荐将CT影像纳入诊断依据。突发事件的指挥应对体系是一个严格的层级系统，应在地方疫情防控指挥体系中设立基层专家的意见反馈途径，收集一线医护人员、流调人员、街道社区防疫人员的意见，畅通自下而上的信息流动通道。
发挥专家在公众沟通中的作用，引导理性风险认知。随着新冠毒株的不断变异，社交媒体信息繁杂，公众关于疫情风险的认知有时会出现模糊，形成了谣言和错误信息滋生的土壤。有的地方存在的恐慌情绪和对阳性患者的歧视，根本上也是由于没有形成对病毒的理性风险认知。在这一形势下，需要更多的专家基于事实推理，从专业性的视角分析，重建关于新冠病毒和疫情防控的理性认知。在突发事件带来不确定性时，建构具有共识性的风险意义是产生集体行动的前提，也将影响社会可接受的风险水平，从而影响防控政策是否能够顺利地根据疫情形势变化而动态调整。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南京大学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包咏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