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货志》，是中国纪传体史书中专述经济史的篇名。“食货”一词，语出《尚书·洪范》所言“八政”，其中一曰食，二曰货。“食”大致为粮食谷物，属于农业生产范畴；“货”大致就是货币，属于商品流通范畴。最早专门记载食货经济的古代专著是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平淮书》，但他没有使用“食货志”的名称。东汉班固的《汉书·食货志》是第一部出现“食货志”名称的古书。到了唐代，《食货志》的编撰被制度化、经常化。《食货志》为了解历代政府的经济政策和当时社会经济状况提供了重要史料，其包含的生态保护理念,也对今天探索环境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顺时生产，劝课农桑
中国古代农业生产重视顺应时节，人们通过对自然界的观察归纳总结了不同的时节气象，并按照节气规律安排农事和生产。《食货志》中的劝农顺时意识，体现了古人尊重自然规律、根据时令开展农业生产的智慧。
《汉书·食货志》中描述了“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农业生产规律，根据春夏秋冬季节的变化来利用土地、开展农业活动，同时劝民不违农时，“以顺阴阳”。《晋书·食货志》中“命春鳸以耕稼,召夏鳸以耘锄,秋鳸所以收敛,冬鳸焉于盖藏”，明确阐述了一年四季的农事规律。《宋史·食货志》中则明确提出了“劝令种莳，候岁熟共取其利”“劝恤农民，以时耕垦”的农业生产观念，就是说要根据时令来种植农业作物，时令未到不得伤生，按时序焚烧野草，有节制地放牧等。宋朝还设置了“野虞”的官职，专门管理山林资源，禁止在春、夏两季林木生长季节进山伐木。
历代《食货志》中均有鼓励、重视农桑畜牧生产的记载。《辽史·食货志》记载辽太祖之仲父述澜为于越（辽代的官名）时,带领部族“树桑麻”。辽太祖统一各部落之后,推广种植,“程以树艺,诸部效之”，并要求官员致力于农桑树艺。统治者还将重农劝农体现在行动上,宋太宗“亲耕籍田,以劝农事”，在初春播种季节行亲耕籍田之礼,以作为重农劝农的表率，劝民耕桑，下诏严禁地方官员妨碍农时生产。宋真宗天禧四年,设置诸路提点刑狱朝臣为劝农使、劝农副使,分管督导地方农桑生产。宋神宗在位期间实施方田均税法,但对于百姓从事山川泽薮的多种经营“皆不立税”,诏司农以《均税条约并式》下令立法鼓励种树,视成活情况减免百姓租赋（《宋史·食货志》）。《唐大诏令集》记载政府提出“每丁每年种桑三十树”的法律义务。《元史·食货志》记载，元世祖即位之初,就颁布了“农桑之制一十四条”,从法律层面确立了对农林种植的重视。《金史·食货志》《魏史·食货志》《明史·食货志》都记载通过专设官员的举措,规范和推动农林生产。
以时养杀，以时禁发
人类早期，社会生产力低下，主要的生活资料靠采集、捕猎自然食物取得，野生资源的开发利用成为重要的生产活动之一。古人很早就认识到杀鸡取卵、涸泽而渔的做法无法长久,必须根据时令进行养杀。
古人提出，“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即养殖鸡、猪、狗、彘不要误时，一年中春、夏两季是动植物生长发育阶段，不能用雌鸟或牝兽祭祀，不能杀怀孕的母兽以及幼虫、幼兽；秋天鸟兽长大后才能捕杀。《宋史·食货志》记载诏书中明令时令未到不得伤生，要在十月份以后焚烧野草，并防止火势蔓延成灾。宋英宗在诏书中提出,春天是发展农桑生产的大好时节,“一岁之功,并在此时”。并告诫各地负责官员“省事息民，无夺其时”“毋致失时”，严禁地方官员妨碍农时生产。
古代“养杀”“禁发”并非全面禁止，而是根据时节有节制的“禁捕”“禁杀”。《辽史·食货志》记载，辽圣宗明令禁止冬季“置网捕兔”，并在诏书中提到“禁诸军官非时畋牧妨农”，不允许军官不合时令田猎妨碍农事。《明史·食货志》记载，明仁宗朱高炽时期，手下大臣送来玉面狸（又称果子狸），被明仁宗斥责，认为这样劳民伤财，“不予收取”。明弘治年间，禁止各属国进献珍禽异兽，多次放生野生虎、猫、鹰、山猴、鸽等。
因地制宜，生态耕作
《食货志》中有许多关于农业生产要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土地的描述。《宋史·食货志》在农业种植方法上提出要“随风土所宜”。《辽史·食货志》提出冀州以北适宜养马，沿海地区适宜造盐。《汉书·食货志》提出“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田中不得有树”。西汉初年，对匈奴的三次大规模战争对农业生产造成了很大破坏。汉武帝末年，为了恢复农业生产，搜粟都尉赵过总结西北地区的抗旱经验，推广了一种新的耕作方法——代田法。代田法并不是整体一块地的休耕，而是在地里开沟作垄，沟垄相间，作物种在沟里，沟充当种植区域，垄充当休耕区域，沟垄之间相互更替休耕。这种耕作方法有利于保持地力，抗御风、旱，增产增收，《汉书·食货志》称，“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
《宋史·食货志》提出农业方面要因地种植，江北“杂植诸谷”，江南“专种粳稻”，以适应当地“土风”。《元史·食货志》提出根据不同田地，以“区田之法”因地制宜开展耕作，对于取水不便之地“听种区田”，对于有水田之地，则“不必区种”，对于靠近水的地方，允许开挖池塘以“养鱼并鹅鸭”以及种养“莲藕、鸡头、菱角、蒲苇等”。古代因地制宜开展生产生活，对于耕地轮作休耕、资源开发利用发挥了重要作用。
取用有度，戒奢以俭
古人很早就意识到获取自然资源“有节”“有度”的重要性。关于取用有度最早在《汉书·食货志》有记载，“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主要讲的是在开发、利用生态资源时要有度有时，否则必会枯竭。又如“量入而为出”（《旧唐书·食货志》）、“用物有节而易赡”（《新唐书·食货志》），均体现了有度、有节制的思想。《宋史·食货志》则体现了一定的可持续发展观念，“天地生财，其数有限”，认为天地之间的资源有限，国家制用要从长远利益来考虑，“不求近效而贵远利”。国家不能只顾眼前，而要考虑长远。《汉书·食货志》中强调：“且绝民用以实王府，犹塞川原为潢洿也，竭亡日矣。”如果帝王将民用全部拿来充实自己的府邸，那就好像堵塞水源使成为池塘，不多日子就会枯竭，而节约储备，是“天下之大命也”。
古代《食货志》中关于勤俭节约的阐述非常多，比如“文帝即位，躬修俭节，思安百姓”（《汉书·食货志》），“帝性恭俭寡欲，故取民之制，不至掊克”（《宋史·食货志》），“用之必有度”（《旧唐书·食货志》），“用物有节”（《新唐书·食货志》）等。这些朴素的生态保护思想以及对待大自然取之有度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自然环境。
中国古代农耕文明对自然环境的极大依赖性，促使人们主动关注自然生态环境，并形成了尊重自然、爱护生态的朴素生态观念。对于今天探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也有启迪意义。
（作者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张李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