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周刊与郭沫若的《十批判书》

发布时间:2022-11-22     稿件来源:《群众·决策资讯》     作者:段培华    

郭沫若(1892—1978),中国现代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他与翦伯赞、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等被史学界称为马列五老。谈到郭若沫的史学成就,就不得不说其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扛鼎之作——《十批判书》。《十批判书》历来被认为是郭沫若史学研究成熟期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史学研究史上的奠基性成果。这本学术巨著与《群众》周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群众》周刊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缩影与见证。

今年是《群众》周刊创刊85周年,重温《群众》周刊为团结史学家所设的中国历史讲座”“纪念甲申三百年等栏目,重读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等史学大家在《群众》周刊发表的一系列史学文章,可以更加明晰《群众》周刊为团结史学家和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所作的努力。

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

抗战时期,《群众》周刊团结了一大批史学家,除了郭沫若外,翦伯赞、范文澜、杜国庠、胡绳等都曾为《群众》周刊撰写大量高质量的史学文章。如翦伯赞撰写了《杜甫研究》《殷族与史前渤海系诸氏族的关系》《桃花扇底看南朝》《论中日甲午之战》等文章,范文澜在《群众》周刊连载《中国历史讲座》。此外,还有胡绳的《在九一八纪念中学习》、柳亚子的《纪念三百年前的甲申》、侯外庐的《周代社会底诸制度考》、陈家康的《明末农民运动研究》、杨松的《论第一次中日战争》等。其中,尤为突出的是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这本著作由十篇考证先秦时期的重要学术文章组成,其中六篇首先在《群众》周刊上发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这些文章许多源自《群众》周刊编辑的约请。如《十批判书》的创作即源自《群众》周刊编辑于怀(即乔冠华)的约稿。据郭沫若《十批判书》后记所述,19437月,乔冠华约请他撰写一篇关于墨子的文章,他欣然应约,随即写就《墨子的思想》一文,该文对墨子的思想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这是《十批判书》的第一篇。他没有想到的是,《墨子的思想》一文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力,继而引起了一场关于墨子思想的学术争论。对此,郭沫若连续在《群众》周刊撰写发表了《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吕不韦与秦代政治》《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孔墨的批判》等重要学术研究文章予以回应,这些文章大部分收入《十批判书》。

推进百家争鸣

郭沫若与翦伯赞、范文澜等同属一个革命阵营,但是他们在学术上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墨子、历史分期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思想上碰撞、交锋较多。

《群众》周刊在发表郭沫若的《墨子的思想》一文后,不久又刊发了杨天锡的《墨子思想商兑》和筱芷的《关于墨子的思想的讨论——就正于郭沫若先生》两篇商榷文章。这两篇文章对《墨子的思想》一文进行了直接回应和批评。其实不止这两篇文章,许多史学家和郭沫若观点不同。如翦伯赞在《中国史纲》中肯定墨子代表农民的观点,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认为墨子代表了下层农工奴隶的革命要求,杜国庠也对墨子比较推崇。而郭沫若并不认为墨子代表中下层人民,他对墨子的评价也没有那么高。历史分期问题是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等争论的另一重大问题,主要焦点在于封建社会何时开始。郭沫若持战国封建论,而翦伯赞则认为是西周封建论。由于历史分期问题比较复杂,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几位史学家也没有形成一致意见。

对于这些争论,郭沫若是忐忑的。在《十批判书》后记中他说:当我的《墨子的思想》一文发表了之后,差不多普遍地受着非难,颇类于我是犯了众怒。……在同道的人中得不到谅解,甚至遭受敌视,那却是很令我不安。然而,郭沫若又是自信的,他希望以理服人。他说,假使我错了,应该举出新的证据来推翻我的前提只要我有确凿的根据,我相信友人们是可以说服的。他认为学术观点的分歧要通过深入研究、充分讨论、详尽说理来解决,切不要强加于人。郭沫若没有因为学术观点的不同而对其他史学家有所芥蒂,翦伯赞、范文澜等也没有感到丝毫不妥,皆视学术争鸣为正常现象。

几位史学家在《群众》周刊关于墨子、历史分期等问题的质疑、商讨、辩驳、答复,以及《群众》周刊的鼓励支持,充分展现了实事求是、百家争鸣的学术精神,大大促进了史学的发展。正如郭沫若所说,我的近两三年来的关于周秦诸子的研究,假使没有这样的刺激或鼓励,恐怕也是写不出来的

对于这些争论,《群众》周刊是鼓励的,《群众》周刊编辑部曾作出说明:天锡先生和筱芷先生的论点虽不同于郭先生,但在求真理的基本立场上,三位先生是一致的。凡严格的遵循这一基本立场,有真知灼见,论点不重复,言之有物,理论有根据的,本刊无不乐于发表。这是《群众》周刊对于墨子等问题大讨论的态度,也是《群众》周刊对待学术问题的一贯方针。这些学术讨论是《群众》周刊积极贯彻我们党的学术问题要百家争鸣的成功实践。

践行群众史观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关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群众》周刊作为当时中共中央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机关刊物,宣传、贯彻群众史观,与诸位史学家一起推动了群众史观的发展。

在史学研究中,郭沫若秉持人民本位。人民本位是《十批判书》一书的指导方针,也是郭沫若史学研究的重要特征之一。正如他在《十批判书》后记中所说,他的评判标准是以人民为本位,他说,批评古人,我想一定要同法官断狱一样,须得十分周详,然后才不致有所冤屈。法官是依据法律来判决是非曲直的,我呢是依据道理。道理是什么呢?便是以人民为本位的这种思想。合乎这种道理的便是善,反之便是恶

郭沫若的人民本位,按他自己的说法,是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的幸福。它的反面是一切变相的帝王本位,牺牲大多数人的幸福以谋少数人的利益。在群众史观这一点上,几位史学家是一致的。如翦伯赞明确提出,应该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建立以劳动人民为中心的新史观。范文澜认为,要把2000多年的历史看作一部以农民为主角的历史,看作一部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史。他在《中国通史简编》一书中否定了帝王将相为主体的旧史观,论述了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这一观点。这些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人民史观相通,也高度契合《群众》周刊的办刊方针。

群众史观、人民史观等和帝王本位相对立。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古代官方史书的编撰体例,大多为纪传体,即以帝王本纪和将相传记为结构,记述古代王朝历史。可以说,帝王本位是传统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书中对于人物的评价,一般也是站在帝王的立场,从王朝和统治者利益出发。传统史学的关注点主要是帝王将相。而郭沫若等诸位史学家都认为史学不应该是帝王将相的家书,史学要看到人民群众,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所以,在他们的学术著作中,看到了人民的艰辛,也见证了人民的伟大。这些著作的发表,让史学界更加关注人民、研究人民,也让中国共产党人从历史的角度更加心系人民,热爱人民、服务人民。

作者单位群众杂志社

      责任编辑张李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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