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需高度重视。诸多现实贸易争端告诉我们,不掌握关键核心技术,恐有被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下游绑定”的倾向,产业发展不得不进入阵痛期。构建自主可控、韧性多元、安全可靠、竞争力影响力强劲的产业链供应链,必须加强原创性科技创新,特别是要强化科技集群发展。从短期的产业安全来看,推动集群式科技创新是为了解决“少一个零件,停一条产线”的困境,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从中长期目标来看,加速科技集群建设实质是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明确要求,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一批新的增长引擎。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发布的《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拥有21个科技集群,首次赶上美国,并列世界第一。其中,深圳—香港—广州(第二)、北京(第三)以及上海—苏州(第六)分别跻身全球前十科技集群。值得注意的是上海—苏州首次作为一个科技集群入榜,标志着长三角科技集群开始突破行政边界,向科技共同体方向发展。因此,需要认真把握科技集群的本质特征,从优化区域协同发展角度,提升长三角科技集群竞争力。
科技集群已经成为区域发展的重要动力
科技集群是地理空间邻近,技术和经济相互链接的创新企业、知识机构、服务行业的集合体。它基于规模经济的分工、基于范围经济的协同、基于融合并进的涌现、基于项目导向的转化,跨越空间集聚和知识溢出的临界点,逐渐产生领先的核心技术和持续创新能力,不断产出大量的新知识和新产品。
知识中心的创新溢出。知识中心可以提升科技集群区域内创新活动的富集程度,加速知识的创造、交互和传播,而合作参与方可以通过知识的交换、整合与再创造来提升自身的创新竞争力。这种内外叠加、主次互补的创新生态,能产生较好的区域创新效应。围绕英国剑桥大学集聚的剑桥科技集群,近期推出了一项远景规划,依托其丰富的学科融合发展经验,创建以生命科学和物理科学为核心领域的大学企业区(University Enterprise Zone),一种集大学、研究机构、医疗单位、行业企业、投资者和政府为一体的产学研社区和创新测试平台,致力于在全球下一代健康技术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
顶尖创新企业集聚。知识密集型的顶尖创新企业除了拥有引领型的研究能力之外,还拥有良好的创新制度和外部交互能力,并且在创新活动过程中产生了大量隐性的经验、工具和知识。顶尖企业利用自身强说服力,形成较为稳定的约定、合约,加强区域内企业的黏合度,又在对外交互过程中将隐性的创新产物向外传播、相互融合,完成显性表达,进而突破单个企业无法完成的知识创造。位于法国西南部的“图卢兹航空谷”,集聚着包括空客、ATR(法意合作的飞机制造商)、达索等航空航天产业头部企业,不仅集聚起1700多家企业、工厂,涵盖航空全产业链,成为欧洲航空产业的中心,还促进了区域内跨产业的协同和融合,产生了很多新的创新业态。
高端人才的集聚、流转高地。高端人才、领军人物是科技集群知识溢出重要的载体,他们具有颠覆式的科创能力。“关键人物”在区域内流转将会对知识溢出的能级和范围产生跃迁式的提升,进而带动某个行业的聚合式发展。世界半导体业界传奇人物吉姆·凯勒,其三十余载职业生涯一直流转于硅谷各大科技公司,领导了数代不同处理器的设计与研发,如苹果A4、A5移动处理器,AMD的Zen架构、特斯拉自动驾驶“大脑”,提升了全球芯片界处理器架构设计的整体水平,影响了硅谷众多架构师和设计者,被誉为“硅仙人”。
优质的科创服务能力。好的科创服务能力可以提升科创吸引力和活力。英国东伦敦科技城借助临近伦敦金融城的优势,加快风险资本的集聚,培育了众多资金实力雄厚且极具潜力的金融科技公司,如Revolut(数字银行)、Wise(支付公司)、Monzo(在线银行)等,为不同阶段创新企业提供金融支持。除风险投融资外,科创服务还包括科技成果转让、知识产权保护等高水平的法律、财经、信息等专业化服务,帮助科技集群产出的科技成果便捷地在内部交易、流动、转化,在外部快速地推向市场、走向国际。
城市群集群效应强劲。全球主要科技集群与该区域城市群空间分布基本重合,可见技术、产业、城市之间正耦合联动、互动生长,且创新资源正在中心大城市与周边中小城市之间积极流动、重组,好似某种“推拉式的竞争”。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远程工作加速普及的背景下,更为宜居、便捷的中小城市正在加速吸引创新资源的流入。同时,由于较小规模的城市体量,这些中小城市可以安全地为新的城市技术和先进城市系统的试验平台(如智慧城市系统)的落地提供创新试验田,故而,很受新兴的创新产业欢迎,城市管理者也将发展目标定位为“未来的创新领导者”。如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达勒姆和威尔明顿等小城市,正在市中心选址开发和建设新的创新区,并已吸引谷歌等跨国企业入驻。
长三角科技集群正驶入“快车道”
经过多年的努力,长三角区域内科技集群不仅自身实力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共有四个科技集群入围世界前百名,分别为上海—苏州、南京、杭州和合肥,且区域间协同也逐步加深,呈现出以下特点。
具有鲜明的利用创新网络知识溢出的特征。长三角地区政府、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之间通过互动加速技术扩散,整合科技集群内知识资源存量,拓展创新要素增量。
形成了面向所有城市节点的人才空间、培育了自由开放的共享劳动池。人才能够相对便利地在长三角各个城市节点和企业之间流通,在流动过程中进行思想碰撞、学术交流,夯实创新基座,减少重复研究,整体加快区域创新能力提升,逐步像高能级跃迁。
产业组链成群,形成高效协同的生态系统。长三角地区现已形成包括“研发—产业化”“整机—零配件”“生产—展示—销售”“制造—服务”在内的各类协同。许多产品和服务会在长三角不同城市节点间发生高频互动的紧密链接,一起分享高能级产业的价值红利。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看到存在的差距。目前,长三角排名第一的上海—苏州科技集群PCT专利(基于国际《专利合作条约》)申请量只有深圳—香港—广州集群的1/4,科技出版物数量只有北京集群的1/2,创新产出相比较头部集群差距明显。但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向更高质量、更广领域、更深层次迈进的背景下,对于长三角科技集群协同与优化,我们要多看“趋势”和“相对”,少看“单点”和“绝对”,多看“结构”和“质量”,少看“平均”和“数量”,根据自身特点发挥长处、补齐短板,加快提升创新产出“硬实力”,接续主要集群“软链接”。
促进长三角科技集群加速迈向成熟期
补短板,加强次区域联动和跨区域联合。积极打造“尖峰—高原—廊道—网络”空间格局。充分发挥上海—苏州、南京、合肥、杭州四大科技集群的尖峰作用。集群覆盖的各都市圈、城市群内的大中小城市都要积极提高自身准备度,主动留出蓄水池,承接创新要素的外溢。先组链、再组网,依托虹桥国际开放枢纽、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环太湖科创圈,沿上海、苏州、南京、合肥、杭州发展局部“哑铃”型、整体环型的科技集群,加速强强融合;构建长三角“循环系统”,助力破除阻碍资源要素顺畅流动的各种藩篱、壁垒,打通产业链、技术链、资金链、人才链、交通链、信息链、服务链,归根到底是要创新要素流动起来,做到流留结合、以流促留、共建共享、互联互通,进而牵引带动覆盖整个长三角区域的创新网络,加速长三角科技集群的形成。
优服务,同步提升科技集群的高端服务链。一要深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把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作为激发创新积极性的保障,把推动知识产权的产业化作为激发知识溢出的推进力,避免产生简单复制、低端劣质的局面。二要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秉持短期让利、未来获利的理念,从应用重心转移到基础创新,依托上海超强超短激光装置、浙江超重力离心模拟与实验装置、江苏未来网络试验设施、安徽合肥先进光源等24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发挥其在长三角的集群效应和促进多学科交叉的作用,使区域内产业创新内容和能级从简单的线性叠加到指数升级。
筑生态,构建良好的激励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主动发挥四大科技集群资源配置、创新策源、科技引领、知识开放的作用,加快构建“长三角科创生态圈”,形成国际先进、安全韧性的产业基础体系。中小城市进一步提升吸引力,努力成为不断发展的创新产业和创新地区。将创新要素在核心城市、主要节点以及中小城市有序、有效、结构良好地分配,努力做到兼顾各方利益,协同共赢,提升原来各自有的,创造原来都没有的,拼接出符合总体利益的最优版图。
促开放,提升长三角科技集群的国际创新协同水平。扩大开放才能更好地激发创新潜能。长三角主要科技集群和节点城市要在产业相互赋能、国际创新协同、总部能级提升等方面共同谋划,不仅引进、服务高能级的跨国公司,设立海外、地区总部,更要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搭建平台、提供护航服务。探索构建长三角海外兄弟城市共享池,为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关联海外创新资源提供便利;进一步发挥上海对外开放的平台和窗口功能,以制度型开放带动长三角不断突破发展的“顶板”,深化落实《全球服务商融入长三角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中的六大专项行动,特别是全球资源对接和跨境出海助力两大行动,引导“全球服务商计划”(上海静安GSP计划)向“双向全球服务商计划”(Bi-GSP)升级,提升配置全球优质资源的能力,让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重构与长三角域内产业转型升级相适应,提升长三角区域科技集群在世界范围内的能级和水平。
(作者单位:上海前滩新兴产业研究院)
责任编辑:何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