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1130—1200年），南宋时期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他在《劝农文》中提出的“足食为先”主张，强调百姓维持生活的根本在于衣食丰足。这一主张着眼于民生疾苦，致力于发展农业，落脚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朱熹民本思想的重要体现。
民生之本在食，发展农业
重视农业生产是“足食为先”的基本要求。农业在中国封建社会占据经济主导地位，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的发展走向。因此，古人一向以农为本，重视农业发展。朱熹指出，“窃惟民生之本在食，足食之本在农，此自然之理也。”他认为，维系民众生存发展的根本在“食”，而使“食”充足的前提则在“农”。
“足食为先”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农业生产的顺利开展。为推动农业生产，朱熹指出，“契勘生民之本，足食为先，是以国家务农重谷，使凡州县守倅皆以劝农为职，每岁二月，载酒出郊，延见父老，喻以课督子弟、竭力耕田之意”。各级官吏要将“劝农”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责，除定期开展下乡慰问外，还要积极劝诫农事，确保农业生产活动的正常开展。朱熹一生五任地方官，期间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并形成了独特的农业思想。他认为，农业生产要不违农时，精耕细作。他在《劝农文》中指出：“今来春气已中，土膏脉起，正是耕农时节，不可迟缓，仰诸父老，教训子弟，递相劝率，浸种下秧，深耕浅种。”这是告诉人们要按照时节进行耕种，同时精细培育以利于作物的茁壮成长。如果不按农时进行生产，则“无致因循，自取饥饿”。在重视粮食生产的同时，朱熹主张因地制宜，开展多种种植。他在《劝农文》中指出，“种田固是本业，然粟、豆、麻、麦、菜蔬、茄芋之属，亦是可食之物”，“山原陆地，可种粟、麦、麻、豆去处，亦须趁时竭力耕种，务尽地力，庶几青黄未交之际，有以接续饮食，不至饥饿”。可见，各类作物作为粮食的替代品，对于接续百姓饮食、规避饥饿意义重大。此外，朱熹十分重视兴修水利，保护耕牛。他认为“陂塘之利，农事之本，尤当协力兴修”，在南康军任上，他积极申奏，招募灾民，修缮星子县所需的石堤。他强调“耘犁之功，全藉牛力”，对耕牛要“切须照管，及时喂饲，不得辄行宰杀，致妨农务”。注重保护耕牛，以确保农业生产的正常开展。朱熹在地方任职期间，始终关注农业生产，这既是他职责所在，也是他民本思想的重要体现。
社稷为民而立，涵养民力
“足食为先”是“生民之本”。朱熹在注释《孟子》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时，提出了“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作为儒学集大成者，他继承了儒家“民为邦本”思想，进一步提出“生民之本，足食为先”，认为足食为民之本，必须采取实质性的措施予以保障。朱熹根据当时的现实情况，提出了一系列践行民本思想的主张。
减轻赋税。作为封建社会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赋税的多寡关系百姓生计。朱熹主张“薄赋”或“省赋”，反对“重敛”。他认为君主在处理赋税问题时，应该“量入为出，罢去冗费，而悉除无名之赋，方能救百姓于汤火中。”朱熹指出，“农时，谓春耕夏耘秋收之时，凡有兴作，不违此时，至冬乃役之也”。春夏秋三季是农民耕耘收获的季节，不应该役使农民；役使农民，只能放在农活空隙的冬天。否则，耽误了农时，就会影响民食，危害社会稳定。在南康军知军任上，朱熹以实际行动践行自己的“薄赋”主张，除减免本地的部分正税和无名苛税外，还上书朝廷请求减免所辖各县的秋苗、夏税、木炭、月桩、经总制钱。涵养民力。百姓作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应专注农业生产以求足食，不应承担繁重的夫役以致延误农事。为此，朱熹提出“宁过于予民，不可过于取民”的思想，上书朝廷请求“轻夫役，养民力”，以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开展。朱熹认为，“须一切从民正赋，凡所增名色，一齐除尽，民方始得脱净”。他特别反对繁重的夫役妨碍农业生产，主张轻役。在朱熹看来，只有“宽民力”，使民得以休养生息，才能更好地发展生产。抑制土地兼并。土地兼并古已有之，至宋代甚至出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情形，严重威胁百姓的生存状况。鉴于此，朱熹认为“即未悉备井田之法，宜以口数占田，为立科限，民得耕种，不得买卖，以赡贫弱，以防兼并”，以此来达到抑制兼并的目的。此外，朱熹在知漳州时，鼓励百姓开垦荒田，并减免他们的租税，以满足百姓对土地的基本需要。相较于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朱熹强调恤民，认为“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恤民而不流于空谈，是治国安民的关键。
为政在于得人，安定国家
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是“足食为先”的价值旨归。作为古代士大夫的代表，朱熹抱有强烈的忧国忧民情怀，并且深谙民心对于封建统治的重要作用。因此，他在儒家传统民本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王道以得民心为本，故以此为王道之始”“人君为政在于得人”的思想。而赢得民心继而稳固政权的关键，则在于对“生民之本，足食为先”主张的践行。在朱熹看来，解决民众的温饱问题，改善民众的生活条件，直接关系社会秩序的安定，民众的富足是社会道德良善的前提。正如朱熹所言，“欲吾民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以共趋于富庶仁寿之域。”可见，“足食为先”目标的实现，将推动民众需求的转向，即从物质层面转向精神层面，民众只有富足，才能拥有符合道德的生活，从而推动国家的长治久安。
“足食为先”，实现百姓富足与社会安定，这是民心所向。朱熹在为《孟子·离娄章句上》第九章做注释时曾举例指出：“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他强调遵从民意，实现民富。“民富，则君不至独贫；民贫，则君不能独富。”倘若民众备受饥饿之苦，那么社会必然会走向混乱。正如朱熹在《上宰相书》中所言，“试观自古国家倾覆之由，何尝不起于盗贼；盗贼窃发之端，何尝不生于饥饿”。因此，保障百姓的物质需要对于维持社会安定意义重大。他认为，衣食丰足是实现社会良善的基本前提，合乎道德的教化则是获取民心、稳固礼法秩序的重要基础。百姓的衣食丰足与合乎道德的教化融合共进，又推动了民富目标的实现。值得注意的是，朱熹提出的“以共趋于富庶仁寿之域”，强调的是普遍富裕。这对于安定民心，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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