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强调，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和乡村治理协同推进机制，推进社会治理数字化。当前，数字化技术和应用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融入社会治理中，深刻改变着传统社会治理方式，推进社会治理数字化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江苏有9个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试点城市，是国家率先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前沿阵地。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数字化水平，不仅是江苏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关键举措，也是保障江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动作。需要从主体、体系、基层等方面，全面审视、系统理解社会治理数字化的深刻内涵与实践指向，从而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上实现新提升。
推动主体赋能，提升党员干部数字治理素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要着力提高干部素质，把培养一批专家型的城市管理干部作为重要任务，用科学态度、先进理念、专业知识去建设和管理城市。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加速创新与应用，人民群众对社会治理相关工作的期望发生了显著变化，需求质量呈现出“从低到高”的升级，需求领域呈现出“从窄到宽”的拓展，需求功能呈现出“从实到虚”的位移，群众广泛参与、全程监督的社会治理新局面基本形成。
面对现实挑战，党员干部作为党和政府行使治理职能的具体承担者，必须率先提升自身数字治理素养、形成数字治理思维，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有效应对社会治理中的结构短板。其中，尤其要强化数字意识、数字思维与数字本领。数字意识就是要提升对社会治理数字化发展趋势的理解、判断与认同，增加数字政府建设的内生动力，实现数字化改革从“晚改”到“早改”、从“少改”到“多改”、从“被动改”到“主动改”的行动意识转型；数字思维就是要提升掌握数据、分析数据以及基于数据进行科学决策的思维，对当前社会治理中存在的数据壁垒、数据烟囱等突出问题，进行数据开放与共享探索；数字本领就是要通过生动实践提升数字能力的实际应用水平，重点针对大数据发展、网络舆论与意识形态、信息数据安全等应用场景，强化把握能力、引导能力与处置能力，最终形成综合性的数字治理素养。
与此同时，针对提升党员干部数字治理素养，还要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着重破除干部队伍中存在的思维惯性与社会治理方法上存在的路径依赖，探索形成“考事”与“考人”相结合的考核路径。创新实施“内外统筹”的考核方式，在部门权责体系内部以“考事”强化社会治理责任落实，在跨部门的系统协同环节则以“考人”强化社会治理主动担当，探索实现“绩由事考、人以绩论”的良性循环，为提升党员干部数字治理素养提供激励保障。
加快体系建设，提升治理数据统筹协同程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发展，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理转变。在社会治理实践中，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催生了海量数据，对这些社会治理相关数据进行分析解读，能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真实需要。这不仅能提升社会治理的精准度与科学性，实现社情民意电子化、办公办事掌上化，还能有效增进社会共识、实现社会团结。而在这个过程中，推动社会治理相关数据跨部门与跨地域的统筹整合，形成科学有序、协同有效的大数据体系至关重要。
社会治理数字化要以数据统筹协同为重点，进行能力提升与体系优化，在时间维度层面覆盖突发性与日常性的治理场景，在空间维度打通城市与乡村的治理需求，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的“数智化”水平。尤其要注重电子政务、大数据融合、智慧城市建设等领域的工作创新，在市域乃至省域范围内对数据信息进行有效打通，强化资源整合，推动基层政府与垂直部门的数据共享融合与使用接口开发。同时配套建立数据监测、分析、预警、管理、决策等一整套治理优化机制，扎实推进社会治理数据资源体系和数据大脑建设，打造互联、开放的智慧中枢，完善治理信息模型平台和运行管理服务平台。与此同时，还要同步推进法治保障，注重对数字治理技术创新过程中风险与机遇的有效甄别与对应处置，以地方立法、民意征询等多种方式实现科技应用与法治建设的齐头并进，实现数字治理向“善”发展。
社会治理数字化还要以数据为治理出发点，并最终形成有效闭环。重点围绕市民诉求和民生问题，通过基于治理实际场景的服务整合来推动集成治理，深化推广“属地吹哨、部门报到”等治理联动机制，打破部门与部门、属地与属地以及部门与属地之间存在的职能壁垒，解决管理碎片化、条块分割化、基层地盘化等问题。切实明确政府的职责边界与协同流程，有效畅通党委政府与社会民众之间的沟通交流与互动反馈渠道，提升政府倾听民声、感知民情、回应民意的能力，最终实现“有效治理”与“有序治理”的互通融合。
强化基层服务，提升社会治理前瞻应对能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这切中了目前社会治理尤其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痛点，即对群众需求和社会发展态势的感知能力在及时性与准确性方面存在不足，对突发情况进行快速处置与风险预测预警预防的能力也存在缺陷。这些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恰恰是信息技术与社会治理尤其是基层治理的融合水平较低，造成上下联动的渠道未能有效畅通，无法充分支撑社会治理体系的关口前移。
面对这种情况，应着重以基层为应用场景，推动社会治理数字化工作的有效嵌入与深度扎根，探索形成高效有序的前瞻治理新路径。这就要求社会治理数字化要向基层社区下沉，破除数字政府的“悬浮化”困境，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的预判性与科学性，持续提升基层治理服务水平和管理能力，真正做到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和谐稳定创建在基层。
具体而言，一方面，要着力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充分赋予人民群众治理议程设置权。以数字政务建设、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等相关工作探索为基础，充分发挥12345民生政务服务热线等民意沟通渠道的信息中轴作用，推动社会治理数字化从“接诉即办”走向“未诉先办”乃至“前瞻预判”，依靠大数据收集与研判，从群众的“个性问题”中提炼“共性需求”，为精准治理提供扎实的民意支撑，解决社会治理中“看得见”与“管得了”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另一方面，要着重以大基层、强联动、重应用为核心，不断推进数字治理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深度嵌入，充分发挥基层社区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神经末梢”作用。有效延伸基层数字治理应用链条，实现对“街道—社区—网格—小区—楼栋—单元”等基层治理单元的全覆盖，鼓励基层治理各主体依据自身实际需求开发数字治理应用，提升数字治理的可及性与可用性，有效深化基层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侧改革，打通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最后一公里”。
（作者系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副教授）
责任编辑：孙秋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