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一大特征在于其独特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作为世界三大逻辑源流之一的中国逻辑，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特定语境中产生和发展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着深刻的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和方法论，如“正名”“推类”等逻辑方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功能愈发凸显，有利于进一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彰显文化自信的精神力量。
“正名”逻辑方法运用
“正名”是中国逻辑探讨的核心问题，各学派角度不同，但都是围绕名实关系进行深入探究。“正名”就是正名实，如孔子的“为政必先正名”、邓析的“循名责实”“按实定名”、墨家的“以名举实”“取实予名”、公孙龙的“名者，实谓也”。墨家“取实予名”要求对“名”的认识必须是建立在对客观存在的“实”有了真实的了解之后，突出“实”在前，“名”在后。如果不是根据客观事物的存在和属性确定名称，则会导致思维认识上的谬误。正确处理名实关系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一大鲜明特征，即人所熟知的“实事求是”“知行合一”。以“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的文明之果，是“两个结合”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摒弃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换言之，“现代化=西方化”是一个逻辑悖论，现代化模式不具有唯一性。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立足于我国当前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时代进程，植根于中华民族文明精髓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形成的，是时代发展的需要、认识发展的必然。
“故、理、类”逻辑方法运用
《墨经·大取》说：“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也者。三物必具，然后（辞）足以生。”先秦时期，墨家提出“故、理、类”三个基本逻辑范畴，所对应的传统逻辑、现代逻辑的解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和范畴。根据冯契的解读，“类”的范畴是区分事物，如同异，整体与部分等；“故”的范畴是表示事物成功的原因和根据等，“理”的范畴是规律、必然、当然等。从认识论角度来看，“察类”是知其然，对事物特征的认识；“明故”是知其所以然，分析因果；“达理”是知其所以必然和当然，从规律上认识和把握。“察类”和“明故”是“达理”的前提。总而言之，“察类、明故、达理”是从“是什么”到“为什么”再到“怎么做”，由浅入深，由表面到本质的认识过程。“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问题导向，强化问题意识，不断发现问题和着眼关键问题，深入剖析原因，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把握规律，提出新概念新思路新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总是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前进的”，“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重大问题、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找出答案，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习近平文化思想就是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中孕育、形成和发展的，“坚持问题导向”这一方法论不仅与“察类、明故、达理”逻辑思维方法一致，而且更具有前瞻性、战略性意义。
“推类”逻辑方法运用
推类是中国逻辑占主导地位的推理类型，以“譬、侔、援、推、效”等具体形式为主。“譬”的用法在先秦时期被广泛使用，《墨经·小取》说：“譬也者，举他物而以明之也。”惠施说：“夫说者，固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简言之，“譬”用一个已知的同类事物来说明此物，是从个别到个别的一个认识过程，即“类比”关系。马克思指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习近平总书记常常用“接地气”、生动形象的话语来表达思想，虽朴实平和但充满感染力、感召力和说服力。善用比喻和诗文典故是习近平总书记语言风格的一大特色，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比比皆是。论及文艺作品时，习近平总书记以“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比喻好的文艺作品；在谈及文明文化多样性时,以“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茶酒”比喻人类文明多样性；在形容民族关系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促进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石榴籽”比喻“民族团结”；在强调讲好中国故事和提高国际传播力时，以“交响乐”比喻讲好中国故事时各方面力量要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
先秦诸子重实效，特别体现在墨家学派中，《墨经·小取》说：“效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此效也。”“效”即“法”，而“法”则是“标准”，因而“效”是评判命题或者论证是非的标准，符合标准就是对的，不符合标准就是错误的。《墨子·非命上》提出在治理国家中判断言论真理性的三条检验标准，其中“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实践内容，观察是否符合国家人民利益，将人民满意程度作为考量依据。《尚书》有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些文化基因，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相互契合。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人民”一词出现次数超过百次，而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的价值追求。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人民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一大鲜明特征，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立足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这奠定了新时代文艺的基调。习近平总书记说，“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艺术的最高标准，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人民性是新时代文艺的本质属性，评判文艺的标准是由人民掌握，衡量文艺作品是看人民是否满意。习近平总书记“人民至上”理念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民本”思想的继承与超越，是传统性与现代性的辩证统一。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