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征宣传中，陈云是中国共产党内第一个向中国与世界介绍长征壮举的,他不仅是红军长征的亲历者，也是重要的决策者之一。毛泽东曾称赞，陈云是宣传中国红军长征的第一人，为中国共产党做了一件大好事。1934年长征出发前，中共中央大功率电台损坏，无法与共产国际总部取得联系，为了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虚假宣传，1935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派陈云秘密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长征情况，以争取国际舆论支持和战略指导。7月下旬，在宋庆龄、潘汉年等人协助下，陈云抵达海参崴，乘火车前往莫斯科。在此期间，陈云根据自己的长征亲历，构思完成了长征纪实文集《随军西行见闻录》（下文简称《见闻录》）。
真实再现长征领导集体的形象
《见闻录》假托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化名“廉臣”，以自己亲身经历和所见所感的口吻，叙述他随红军长征的见闻，书中客观记录、生动描写了红军领导人的战斗生活和真实形象,有力回击了反动媒体对红军领导人的虚假不实报道,红军的故事、长征的精神被越来越多的国内广大老百姓和世界人民了解、赞誉和传播。
书中这样写道：“这些名闻全国的赤色要人，我初以为凶暴异常，岂知一见之后，大出意外，毛泽东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辞令。我为之诊病时，招待极谦。朱德则一望而知为武人，年将五十，身衣灰布军装，虽患疟疾，但仍力疾办公，状甚忙碌，我入室为之诊病时，仍在执笔批阅军报。见到我，方搁笔。人亦和气，且言谈间毫无傲慢。”书中还写了一件事。当时云贵地区的百姓十分贫困，初冬时节，队伍途经剑河县的一个村落，“我”见一农妇带着孩子倒在路边，冻得瑟瑟发抖，近前问询得知，她家的粮食全都交了地租，自己只得乞讨为生。这时毛泽东至，即从身上脱下毛线衣，及行李中取出布被单一条，授于老妇，并命人给以白米一斗。
《见闻录》对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也都做了客观介绍，称周恩来为国内政治上之要人，有勇敢、毅力之办事精神，黄埔学生对之仍有好感；称刘伯承、徐向前、陈毅等人均系国共合作北伐时之国民革命军军官出身，富有作战指挥的能力，率领赤军作战已多年，在国事及政治问题上，均对共党有坚决之信心。“军医”对参加长征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部长林伯渠、教育部代部长徐特立这两位年过半百的老人深为钦佩：林、徐在行军中，都有一马，但半途因知伤兵缺乏驴马，竟转送给伤兵，而其本人则步行；林、徐两老之洁身自好、愈老愈壮之精神，诚非南京政府之要人可比拟也。书中还写道，赤军军官之日常生活，真是与士兵同甘苦，上至总司令下至士兵，饭食一律平等；军官所穿之衣服与士兵相同，故朱德有“伙夫头”之称，不知者不识谁为军长、谁为师长。
客观阐释长征伟大胜利的必然
在关于长征的重要论述中，陈云多次总结分析红军胜利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党的坚强领导和正确的军事指挥，“在中国西部的远征之所以取得胜利，首先要归功于党的领导的正确和坚强”。在陈云看来，经过国内战争和炮火的锻炼和洗礼，我们党真正成熟起来了，尤其是党的领导人成熟了，中国共产党已经有能力领导像长征这样光荣伟大的事业并取得胜利。他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时说，“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过去的领导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他特别强调，“我们的党能够灵活和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培养出了这样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如毛泽东、朱德——党的领袖和身经百战、智勇双全的将领”。陈云的报告得到共产国际的理解和高度评价，肯定了遵义会议的决定，肯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红军长征胜利还在于将士们的英勇善战和严明纪律。红军翻过皑皑雪山、穿越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历经九死一生的浴血鏖战，展现的是红军的昂扬斗志和顽强精神。长征途经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红军一路宣传“各民族一律平等”等政策，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让老百姓目睹了红军与国民党军阀的截然不同，认定红军才是穷苦百姓自己的队伍。《见闻录》中记述了红军遵守纪律的两件小事：一是长征途经四川古蔺县境，漫山遍野的橘树结满黄灿灿的果实，但近万人的红军队伍走过，没有一个人去摘；二是有个战士饥渴难耐，挖了地里两个萝卜，把两个铜元绑在木棍上插在萝卜坑里，作为补偿。
密切联系群众，赢得群众支持，是红军长征取得胜利的又一制胜法宝。红军每到一处都要没收当地军阀、地主劣绅的粮食和财产，并将钱粮分给劳苦大众。同时，党、团、工及群众组织选派优秀地方干部到红军经过的地方去做群众工作，讲解宣传红军队伍和奋斗目标。各族穷苦百姓踊跃参军，为红军补充了大量新鲜血液。仅1934年5月到9月，红军就增加了3万人。
持续扩大长征的广泛社会影响
《见闻录》出版后，不仅使民众了解了红军英勇长征的壮举，还恢复了我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为党的正确路线赢得了重要的国际支持。一些进步报刊纷纷转载《见闻录》里的红色故事，许多国统区的青年读了《见闻录》，对红军十分向往，这本书成为他们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的强大动力。
《见闻录》出版后在国统区广泛流传，不断再版。1936年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后，很快被传回国内。1937年4月，被作为附录，收入上海丁丑编译社在北平秘密出版发行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该书收录的还有斯诺、韩蔚尔、史沫特莱等写的文章。同年11月，民生出版社刊印该书时在前言中指出：“如今在市面上已经有二三种关于二万五千里行军的记录，可是我们觉得不够逼真，太零碎，本书是巴黎出版的一种比较写实的记载。我们认为在描写的态度与文字的通俗、连贯、有趣味方面，是极适合于大众阅读的。所以决定将它重印了。”《见闻录》在国内还先后以《从江西到四川行军记》《从东南到西北》《长征两面写》等书名再版。抗战爆发后，陈云把这本书的版权移赠巴黎《救国时报》，作为对于该报的捐款。
新中国成立前，这篇著作四次再版，让广大读者全面了解我们党的政策主张，同时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很大的舆论作用。新中国成立后，这本著作时常被编入各类长征回忆录中，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没有解密作者的真实身份。直到1985年1月纪念遵义会议50周年时，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第一次解密“廉臣”即陈云的笔名，并以作者陈云的名字公开发表了《随军西行见闻录》的全文。6月，红旗出版社重印了该书的单行本。据长期在陈云身边担任警卫的赵天元回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篇文章，要是不看前面的编者按，还真以为是一位医生写的呢！”陈云也说过，“当时老太太（陈云的夫人于若木）看了都以为这真是一名医生写的”。
《见闻录》从署名“廉臣”发表到公开作者陈云，时隔近50年，它不仅仅是一部长征故事，更是中国工农红军革命精神的真实写照。陈云对长征的宣传和论述是客观科学、实事求是的，再现了长征这一亘古未有的英勇壮举，记录了长征这座永不磨灭的精神丰碑。我们学习重温陈云的长征记录和评述，以此纪念伟大的长征和弘扬长征精神。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