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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绿色发展的认识与思考

发布时间:2016-01-05     稿件来源:《群众》     作者:李宗尧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把“绿色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将“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列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提出坚持绿色富国、绿色惠民,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中国美丽。《建议》明确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推进绿色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实现路径,并部署了促进绿色发展、改善生态环境的6大战略举措,为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指明了具体方向。这既体现了党中央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历史责任和全球生态安全的勇于担当,也是对人民热切期盼的积极回应。

绿色发展是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方向和实现路径

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提出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中,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必须放在突出地位,并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绿色发展的理念,对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起到了统一思想、明确目标、引领行动的作用。

党中央在客观分析人类面临的全球环境挑战的基础上,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构想,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的重要体现。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进一步有序推进。从三中全会提出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四中全会部署的加强生态文明法制建设,五中全会提出的绿色发展,以及2015年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两个重要文件,一系列的战略部署与改革举措相互衔接,彼此呼应,明确了中国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生态环境治理的理念、原则、目标和任务,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线图。

作为对工业文明的一种超越,生态文明代表了一种更高级的人类文明形态,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种美好社会理想。我国首次把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国家意志和国家战略的高度,并强调以文明形态的转变来应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具有高度的战略性、前瞻性和示范意义,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上率先探索,不仅有利于加快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进一步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也可以引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思路,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

良好生态环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和应有之义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坚持以人为本,以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是否普遍提高为衡量标准。全面小康,不仅代表着更高的物质生活水平,也意味着对资源能源需求和生态环境质量的更高要求。越是发展到更高层次、更高水平,越要坚持增进人民福祉、增加普惠性公共产品的提供,良好生态环境,不仅是提升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目标的设立,集中体现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彰显着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反映着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多年快速发展中积累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生态环境恶化及其对人民健康的影响已经成为突出的民生问题。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干净饮水、安全食品、优美环境的要求越来越强烈,现实告诉我们,扭转环境恶化、提高环境质量,已经成为事关全面小康、事关发展全局的一项刻不容缓的重要工作。经济要上台阶,生态文明也要上台阶。

新常态下,生态环境建设也是发展的重要内容,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攻坚阶段的重点任务。“绿色”和“发展”并不矛盾,缺一不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的生态就是发展最大的财富。坚持绿色发展,关键是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的双赢。只有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内在统一、相互促进,走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才能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中国美丽。

坚持绿色发展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

注重源头防控,塑造绿色格局。防控是推进绿色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包括划定生态红线、完善环境标准以及资源能源总量与强度双控制度等措施。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基础制度,是从源头上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举措。生态红线是限制过度开发利用的“高压线”、维护生态平衡的“安全线”。通过生态红线的划定,发挥好规划的基础性、指导性、约束性作用,守住生态环境安全的底线,不断推动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科学布局、均衡发展,形成绿色的空间格局。通过完善环境标准体系、实施负面清单制度,鼓励强化地方的环境标准,为企业技术创新、转型升级提供引导目标,通过控制总量和控制单位生产总值能耗、水耗、建设用地强度,强化总量控制、指标管理、定额管理及环保标识认证等措施,抬高准入门槛,营造绿色的产业格局。

注重过程严管,提升绿色实力。严格环境执法和监管,是推进绿色发展的重点。推进环境质量改善,必须对环境损害行为“零容忍”。通过建立污染防治区域联动机制,实行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环评、统一监测、统一执法,提高环境治理的整体性和有效性,通过建立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企业排放许可证制度,改革环境影响评价等有关制度,形成有效衔接、运行顺畅、简便高效的管理制度体系。建立健全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和交易市场,引入第三方治理环境污染,推广绿色信贷,支持设立绿色发展基金,进一步健全环境保护的市场体系。建立上市公司环保信息强制披露机制,在环境高风险领域建立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将环境违法与市场准入、财政补贴、信贷支持、土地使用、税收优惠等挂钩,提高违法成本,让守法者得实惠、违法者付代价。培育生态文化,开展绿色行动,倡导全民参与,不断提高公民环境意识。引导公众生活方式转变,推进绿色消费革命。通过健全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建立健全环境保护网络举报平台和制度,促进公众监督企业的环境行为,让每个人成为保护环境、绿色发展的参与者、建设者和监督者。

注重后果严惩,增强绿色动力。政府是推动绿色发展的责任主体,对领导干部严格责任追究、实行终身问责是关键。建立健全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制定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和评价考核办法,逐步建立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为政府行为划定责任约束底线,推动地方党委政府落实保护生态环境的主体责任,实行差异化绩效评价考核,建立党政领导成员生态文明建设“一岗双责”制度。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适度上收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事权,对各级党委和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开展环保督察,从体制机制上解决一些地方政府重发展、轻环保和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落实企业、政府和社会共担绿色发展的责任和义务。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企业,探索建立赔偿制度。对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失职、渎职的党政领导和工作人员,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

(作者系省委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副主任)

责任编辑:金 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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