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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新政策释放更多新红利

——理解和把握“十三五”新政
发布时间:2016-01-05     稿件来源:《群众》     作者:刘海宁 张立冬 张 泰 孙晓明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出发,提出了一系列事关国计民生的新政策、新目标,明确了未来五年全面深化改革的着力点。这些新政策将为今后发展和民生改善带来哪些政策红利,为此,我们约请相关人士撰写一组笔谈,以供参考。

 

在新起点上推进高中普及化教育

刘海宁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要提高教育质量,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依据90%的高中阶段毛入学率指标,江苏早在2008年就实现了高中阶段教育的普及。但普及化,既要着眼发展进程,也要注重发展均衡,更要坚持发展质量,在普及化过程中产生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同样不容忽视。

江苏普及化的基本策略是以学校规模扩张带动区域规模增长。“巨无霸”式的优质高中(一般指三星级以上高中)应运而生,它们像一个个巨大的磁场,层层吸取区域生源,甚至出现了“万人高中”和教育集团。同时,其他一般高中和中职学校的数量不断减少,甚至连基本生源都得不到保障,尤其是职教生源质量明显下滑。这种“精英教育普及化”的发展模式,弱化了职业教育地位,影响了素质教育实施,影响了基于准成年人身心特征的多样化选择和个性发展。因此,站在新的发展起点,江苏高中阶段普及化教育仍然任重而道远。

一方面,要推进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分类均衡布局。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是高中阶段教育的两翼,江苏作为教育先进省份,中等职业教育相较全国而言,称得上是熠熠闪光;但相较本省普通高中教育而言,也称不上是对称之翼。这不仅仅是普职学生结构比是否达到11,或是“大体相当”问题,而是中职教育资源、生源和教育质量相较普通教育的较大差距。在高等教育从大众化向普及化发展的背景下,江苏高中阶段的普职教育均衡布局需作深入考量。从结构均衡讲,应允许普职结构比不必“大体相当”,稳定现有优质高中规模,因为当前优质高中已经集中了各地域的优质教育资源,为追求结构上的均衡而缩减当前优质高中规模,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从质量均衡讲,要加快推进职业教育的优先创新发展,利用生源减少的契机,整合职业教育资源,并集中优质职教资源建成一批优质中职学校,在文化教育和技能培养方面同步发展,形成较强的核心竞争力,直至达到与优质普通高中互相抗衡、错位发展的良好局面,让更多有意愿接受职业教育的适龄人口有更多的教育选择权和发展选择权;从教育衔接讲,高等教育布局方面,要下决心、花力气打造一批优质的高等职业(应用型)本科院校,在招生方面更加注重考量职业素养和技术技能,在学生培养方面更加注重对接经济发展和用人单位的实际需求,让中职学生的出路更加宽广,让中职教育更具吸引力。

另一方面,要破解应试教育困局,推进普通高中多元特色发展。现阶段,应试教育仍有深厚的存在土壤和广泛的社会需求。这种需求更多地被安放在各所优质高中身上。优质高中被社会寄予厚望,评价指标往往被简化为比拼“一本率”和名牌高校录取数。这种压力和束缚,又被层层转移到中学校长、老师、学生和家长身上,形成了一种怪圈。大家大呼“高考炼狱”的痛苦和压力,“减负”呼声此起彼伏,但却又齐心协力地去参与应试教育之中。在此种情境下,素质教育难有大的作为,多元特色发展也举步维艰。当前,国家和各省都在积极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要利用这一契机,积极寻求应试教育突围之策,为推进普通高中多元特色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从政策层面讲,要把构建“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体制落到实处,实现真正的分类考试(普通院校和高职院校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完善多元评价、杜绝唯分取人)、多元录取(自主招生、统一录取、注册入学等方式多管齐下),实现从“唯分取人”向“唯才是举”的转变;从政府层面讲,各地不能单凭高考升学率和上线数来评价考核高中,而将高中交由社会评价。高中应根据自身优势开展特色教育,不再以高考成绩作为衡量中学教育质量的唯一依据。学生和家长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和兴趣选择相应的高中就读,并逐步累计对高中教育的评价。

(作者单位:江苏省教育考试院)

 

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

张立冬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同时,提出“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分类扶持贫困家庭,探索对贫困人口实行资产收益扶持制度”。总体来看,十八届五中全会部署了“十三五”期间扶贫开发的基本方略和重要举措,具体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全面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即要求针对不同贫困地区环境、不同贫困人群状况,按照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的“六个精准”要求,确保各项政策好处落到扶贫对象身上。自2011年实施新一轮扶贫开发以来,我省已完成对全省范围内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4000元(或高于省定标准的地方标准)的农户建档立卡,并结合低收入农户的致贫原因,在全国首创开发式扶贫和救助式扶贫(农村低保)“两项制度”有效衔接的精准帮扶措施。“十三五”期间,我省应进一步完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措施。一是进一步提高贫困标准,对低收入农户的精准识别逐步从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转变,严格执行相对贫困农户的精准识别和精准退出的动态管理。二是对已经脱贫的农户,在一定时期内让其继续享受扶贫相关政策的同时,要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完善农村信贷市场,探索农村小额扶贫保险制度,制定出台农村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办法,努力提高脱贫农户应对收入波动的能力,避免出现边脱贫、边返贫现象。三是建立收入、健康、教育、就业和保障“五位一体”的扶贫机制,扎实推进“五个一批”扶贫开发措施,提升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发展能力。

坚持精准扶贫和区域发展相结合的原则。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要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这要求“十三五”时期必须将扶贫开发与区域发展有效结合。贫困地区基本处在地理位置偏僻、地形地貌复杂、自然资源贫乏、基础设施薄弱的地区,而一村一户的发展往往与一个区域的整体发展状况连在一起,只有解决经济薄弱片区一些重大的根本促进发展的共性约束,如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圈带的发展,产业格局的战略性调整等等,才能使低收入农户的脱贫和贫困县的摘帽具备更扎实的基础,才能有效保障精准扶贫的速度和质量。因此,“十三五”期间我省应继续实施促进苏北加快发展的政策举措,加大经济薄弱地区的资源综合投入力度,下大力气破解集中连片经济薄弱地区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民生事业等方面的重点问题,增强贫困地区“造血能力”,切实解决经济薄弱地区的整体区域性贫困问题。

积极探索资产收益扶持制度。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探索对贫困人口实行资产收益扶持制度”,这是中央层面首次提出的扶贫新举措。资产收益扶持制度,核心是将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部分支农资金和企业扶贫资金,以投资招标方式形成资产,进一步将其股份化并给予贫困户,以增加贫困人口的财产性收入。在不断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大背景下,资产收益扶持制度将与土地确权、集体产权重构等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互相促进,有效推动资产收益扶贫。“十三五”期间,我省应积极探索针对低收入农户的资产收益扶持制度,一方面应将增量产业扶贫资金采取直接量化的方式,作为低收入农户在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股份;另一方面,对于经过多年扶贫开发投入所形成的未明确到户的集体收益型资产,应探索构建倾斜于低收入农户(尤其是自主增收能力受限制的低收入农户)并量化到户的资产收益扶持制度。

(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张 泰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共享发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宏伟目标,这标志着“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充分体现了中央对维护国民健康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也体现了发展理念从原来解决人民群众看病就医问题向促进和保障人民健康的全面转变。

建设健康中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显著提高,国际上最常用的人均预期寿命、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等3个衡量指标位居发展中国家前列。但对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差异化健康需求,健康中国建设任重而道远。譬如,快速全球化、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和疾病谱变化,不但使食品药品安全、饮水安全、职业安全和环境问题成为重大健康威胁因素,而且使城乡居民同时面临重大新发传染病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多重威胁。与此同时,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总体上还不够强,资源配置、居民健康水平在城乡、地区和人群方面还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些都迫切需要从大健康、大卫生、大医学的角度出发,将健康战略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之中,建立健全“健康中国、多方共建、全民共享”的体制机制,解决威胁人民生命安全的重大疾病和健康问题,创造有利于健康的社会、经济和生活环境,为实现全面小康目标提供基本条件。

深化医改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核心动力。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把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作为打造健康中国的重大任务予以部署和推进。当前医改进入深水区,难点问题集中呈现,体制机制矛盾逐步暴露。开弓没有回头箭。要围绕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这一目标定位,制定切实可行的健康策略和干预措施,实行医疗、医保、医药联动,加快构建体现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的医疗卫生运行新机制,建立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和现代医院管理制度。需重点推进两个方面:一方面,以建立分级诊疗制度为导向重构医疗服务体系。合理划分医疗机构的功能定位,通过政策支撑逐步控制大医院普通门诊规模,让医生和患者一起“往下走”,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真正强起来,变“倒三角”为“金字塔”,形成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制度。另一方面,以提升办医效率为重点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坚持公益属性,破除逐利机制,完善科学补偿机制。同时,要按照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要求,落实公立医院自主权,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推动医务人员从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形成有激励、有约束、有活力、有效率的运行新机制。

发展健康经济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支撑。健康经济作为一种新型发展模式,以保障和促进经济发展和人的生命健康为基本目标,以发展健康制造业、健康服务业等健康产业为基本特征,既能解决经济增长问题,又能满足公众的就业需要和健康需求。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皮尔泽认为,“健康保健时代”已经到来,健康产业也将成为继IT产业之后的全球“财富第五波”。要把发展健康经济纳入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把健康产业纳入国家战略性产业规划,破除影响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体制机制障碍,落实财政、税收、金融等政策优惠措施,完善统计指标体系,推进健康产业集群发展示范区建设,加快建立以医疗服务为基础,健康养老、健康管理、智慧健康等为依托,健康食品、药品、医疗器械、保健用品、健身产品为支撑的健康产业新体系。发展健康产业,要围绕医学模式从生物模式转变为社会心理模式、从疾病管理模式转变为健康管理模式、从单纯的疾病诊治模式转变为疾病预防模式,打造更多促进人们健康方式和环境条件的产业群、产品群。

(作者单位: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全面深化计生改革

孙晓明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做出了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重大举措,各方面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关系到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未来,关系到国家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这是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重要一步、关键一步,终结了35年来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以独生子女为主的计划生育政策,顺应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期望,启动了生育决策权逐步回归家庭的历史性变革,具有深远的里程碑意义,我国人口发展战略从政策上进入了科学发展的轨道。

我国人口格局的新常态已经到来,要求我们按照中央的部署加快推进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改革。长期以来,我国计划生育管理、服务及其配套政策的总体设计是基于独生子女为主的生育政策,以控制人口出生数量和降低生育率为主要目的,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的实施无疑是对既往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传统模式的巨大挑战。我国计划生育服务管理体系正面临人口发展、机构改革和生育政策调整三大宏观因素综合影响,这个服务系统能不能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理论和实践工作者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如何超越35年传统的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跟上国家卫生计生改革发展的时代潮流,实现计划生育服务拓展转型和可持续发展?这要求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快推进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改革。

一是调整政策导向。要彻底摆脱以降低生育率为导向的计划生育管理思路和服务方式,全面改革30多年来由此而形成的计划生育工作考核评估机制,创新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新思路,废除一切不利于落实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的法规和制度,全面建立有利于实现一对夫妇养育二个孩子的促进人口和家庭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政策支持体系和计划生育社会工作新机制,鼓励符合条件的育龄人群按政策生育。同时,要认真研究计划生育政策的衔接,帮助解决为计划生育做出贡献的家庭和个人面临的实际困难,尤其要着力解决过去计划生育工作中产生的各种遗留问题和失独家庭问题。

二是提供优质服务。要以家庭为基础,以促进育龄人群生殖健康为核心内容,为每个家庭提供优质的家庭保健服务。计划生育服务的核心要从生育控制回归到促进生殖健康,成为促进家庭计划和家庭健康的文明美好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大量调查研究显示,青少年、育龄人群和中老年人群对生殖健康服务的需求呈现多样化和多层次的变化特征,以往单一刻板的计划生育服务方式和服务能力已经明显不能满足群众的需求。要明确将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范畴,为自愿调节生育的育龄人群提供优质服务,努力提高生殖健康、妇幼保健、托幼等公共服务水平。尽快确立以青少年青春健康保护、中老年妇女更年期健康保护和健康促进为核心内容的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满足全体育龄人群的计划生育生殖健康需求。

三是优化管理框架。要确立以人为本,以育龄人群为核心,以家庭为基础,以城乡社区为依托的计划生育生殖健康优质服务战略管理指导框架,从过去注重宏观层面的人口数量控制,转向更多注重微观层面的生殖健康家庭保健服务,进行全人群分类指导,提供精准的高质量服务。各级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机构要加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机构整合发展的跟踪、监测和宏观指导,建立健全各级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加强机构和服务人员的能力建设,全面推进计划生育生殖健康优质服务,把我国妇幼保健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机构发展成为促进人口和家庭健康的社区公共健康服务系统。

(作者系南京邮电大学人口与健康管理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苏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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