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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花英烈典范常昭

发布时间:2018-03-08     稿件来源:《群众•大众学堂》2018年第1期     作者:邓 攀    

雨花英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南京牺牲的烈士群体。为纪念这些先烈,让他们的精神穿越时空感召后世,南京市在雨花台建造了规模宏大的烈士陵园。经过数十年的挖掘梳理,英烈群体不断壮大,事迹也逐渐清晰,逐步构筑起以理想信念、道德情操和大无畏精神为内涵的宏伟精神殿堂。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期间指出,在雨花台留下姓名的烈士就有1519名,他们的事迹展示了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要用好用活这些丰富的党史资源,使之成为激励人民不断开拓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学习雨花英烈精神对崇高理想信念的坚持、对高尚道德情操的坚守、对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的践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理解我们的历史方位,认清我们的前进方向,从革命先辈的伟大事迹中汲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精神力量。

崇高的理想信念是雨花英烈精神的价值信仰

自鸦片战争以来,列强的入侵使得中华民族陷入屈辱和苦难的空前危机,国家极度贫弱,民族任人宰割。在雨花英烈之前,已经有无数仁人志士一代又一代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从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新政立宪,到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乃至国民革命,都以民族复兴为己任,但无一例外以失败告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迎来了民族复兴的转折之机,开启了以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历史重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挣扎在泥沼中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梦想让位于真正能够结束这种苦难历史的人民共和国。雨花英烈就是在缔造新中国的艰难历程中诞生的英雄群体,他们与这一时期的其他革命先辈一样在漫漫长夜中,找到了光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找到了通向光明未来的灯塔——马克思主义,为此不惜赴汤蹈火,树立起感召世人的理想信念之旗。

“为工农大众谋福利,为人民翻身求解放”,这是中共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工运领袖邓中夏在雨花台就义前留下的遗言,也是雨花英烈们普遍追求的革命事业,是对共产党人奋斗宗旨和理想信念的精辟概括。自古忠孝难两全,雨花英烈们既是忠于革命的楷模,同样也珍视传统的家庭亲情,他们面对这一矛盾时的内心陈述充分展现了革命者坚持理想信念的初心。金陵大学学生党员陈景星在参与领导暴动前给母亲写了一封长信以倾诉思母之情,同时也表明其将革命与尽孝相联系的心迹:“我常想,我若是读了很多书,不能为社会上被践踏的人们谋些幸福,那我怎对得起母亲呢?”潜伏在国民党军政部任秘书的中共地下党员冷少农同样因从事秘密情报工作无法回家探亲,为此向母亲致信解释缘由:“我是把我的孝,移去孝顺大多数痛苦的人类,忠实地为他们努力。”牺牲于南京的左翼作家、中共党员洪灵菲曾在小说中写道:“母亲,流血呀,牺牲呀,自然是一件最可痛心的事情,但为着大多数人的幸福的缘故而流血,而牺牲,这是十二分值得的啊!”他给妻子的信中也有“愧对苍苍生民,虽有我饥我溺之念,贡献之微何足哉”的感慨。英烈们的崇高初心,让他们舍小家为大家,将亲情和爱情升华为人类大爱。

在长达20余年的革命中,一辈又一辈的英烈们,为了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前仆后继,以血肉之躯奠定了红色江山的基础,将中国革命推向胜利的巅峰。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则是这场万里长征的新目标。长征如同一场接力跑,回望雨花英烈的身影,就能深刻感受到我们所要继承的理想信念是什么,理解“为什么来,向哪儿去”的终极之问。

高尚的道德情操是雨花英烈精神的内蕴品质

20世纪早期的中国虽然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政体,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没有根本改变。国共两党合作,以反帝反封建为号召,进行大革命,推翻了腐败无能的北洋政府。但掌握军权的蒋介石背叛革命,血腥清党,大规模屠杀、清洗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国民党反动派建立的南京政权,很快陷入奢靡享乐的状态。对权力和财富的追逐,导致官僚作风、贪污腐败迅速蔓延,派系倾轧、争权夺利愈演愈烈。掌握大权但丧失了革命精神的国民党让民众深为失望和厌弃,1930年的《北华捷报》曾评论南京政权:“与不到18个月前的热情相比,今日所有中国人中的绝望感,也许是最糟的一点。”即使在抗战的艰难环境中这种情况仍未收敛,抗战胜利后更是上演“五子登科”的丑剧,直接敲响了政权灭亡的丧钟。与此相对照,中共党员的杰出代表——雨花英烈在理想信念的指引下不仅勇于赴死,而且重情尚义、操行高洁,在那个污浊横流的时代为中国共产党树立了极具感召力的光辉形象。

1927年3月,主持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工作的中共党团书记侯绍裘严拒江苏省主席一职的诱降,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后来柳亚子对他有如下评价:“君赋性仁爱,平易近情,临大节则毅然不可夺。其为人也,俭于持躬,而厚于遇友,怀才而不伐,负责而不兢,渊渊乎君子人哉!”

曾担任过中共中央委员的恽代英是最知名的雨花英烈之一,反对空谈主义,倡导身体力行才能救国。1923年他在上海大学任教授时,将2000元的高额年俸大多用来补贴革命,自己每月不过花费几元维持生活。他在社青团团刊《中国青年》的同事、1927年牺牲的革命家萧楚女说:“像恽代英这样的人,在古往今来的圣贤中很少见,只有墨子有点像。”

雨花英烈中饱读诗书的年轻知识分子比比皆是,他们中大多受到过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的涵养,又信奉着马克思主义,通过中西文化的浸润,养成了蓬勃向上的革命朝气。在东北家乡有“神童”之称的大学生石璞生前写下过自警誓言:“努力才是人生,颓唐只见人死,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思想要系统化,行动要纪律化,生活要平民化,勿悲观,勿怠惰,勿自傲。”这是雨花英烈中最年轻的中共党员,牺牲时刚刚在金陵大学读完一年级。

黄埔三期毕业的无锡人高文华拒绝父亲为他安排的高薪工作,并在回信中表示:“我是一个革命者,怎能受钱的牵动呢?老实说,山东有每月600元、6000元的事,我都不做的。”他后来给父亲的另一封信中说明了为何甘愿吃苦:“做人不吃苦,人是不能算人的。我们也真象吃青果一样的有滋味,我们在辛涩的里面有甜味。我们虽然苦,但我们的良心没有受罪。我们虽然苦,我们依旧有我们至高无上的精神的愉快。总之,我们是真理的追求者,我们是最公正无私的人,我们是最快活的人呀!”

创立皖中抗日根据地,任皖中行署主任、人民抗日自卫军司令员的吕惠生曾向干部解释何为“廉”,即“剔除中饱,涓滴归公,一文钱都要用在有利革命上”。他早年任国民党无为县政府建设科长时就以廉洁自律著称,加入新四军后,也只穿着粗布衣和自制的草鞋。作为皖中根据地领导人,为了修建关系周边七县安危、决口多达数十次的黄丝滩江堤,还与民工们在工地一起吃住。物质和权力的诱惑是道德情操的试金石,雨花英烈们为我们留下了令人敬仰的风范。

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是雨花英烈精神的最高表现

解放前为民牺牲的革命烈士以两种情况为主,在战场上牺牲或在刑场及狱中牺牲。后一种情况往往要经受威逼利诱的极端考验,遭遇残酷的身心折磨,坚守信仰便是赴死,出卖灵魂即可偷生。这种生死抉择是革命者在革命年代经常需要面对的。

1927年大革命失败,我党处于极为危险的生死关头。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记载,1927年11月,中共党员的数量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近6万人减少到1万余人。经历持续多年的白色恐怖,中共临时中央被迫在1933年1月迁入苏区。到1935年,党在白区的组织绝大多数都不复存在。雨花英烈也多数牺牲于1927年至1935年这段最艰难的时期。党组织被大规模破坏,党员的被捕、被害,很多都是因贪生怕死者的出卖。仅就116名有比较详细传记的雨花英烈的统计,这8年中牺牲的高达71%。

求生是人的本能,而英烈却以大无畏精神将生死置之度外。石璞烈士生前说过:“在南京,不准备被杀头,就不要加入共产党,我就是对着敌人的枪口加入共产党的!”他被捕后其父请的律师表示可以作无罪辩护,但要自认“年幼无知,误入歧途,所犯过失非出己愿”。他断然拒绝:“不如直说叫我叛变,苟且偷生,杀我头易,改变我信仰难。”

他们为何不怕死,看看英烈们的告白。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黄励在敌人的法庭上喝斥法官:“我黄励决不贪生怕死!不要用什么‘自由’、‘职位’来引诱我。我们共产党人正是为了自由、为了解放全人类而起来革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可以用生命去换取,任何的压迫、利诱都见鬼去吧!”晓庄附属劳山中学的共青团员、也是年龄最小的雨花英烈袁咨桐入狱后给他二哥写信:“我们各有着不同的处境,有人在忍辱顺受,有人在观望徘徊,有人在勇往直前。一个人到了不怕死的地步,还有什么顾虑的?有了这种舍己为公奋斗的精神,还怕理想事业不能成功?”中共南京市委委员、晓庄师范的学生会主席石俊在走上刑场前对难友们说:“革命不可能没有牺牲,死是为了人民更好的生,共产党员为革命而死是光荣的。”

有人因利轻生,有人为情而死,雨花英烈们的捐躯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私情,而是为了人类的大公大义,其背后是崇高信仰的坚实支撑和道德情操的外化延伸。他们将自己的生命化作了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的伟大基石,他们的初心镌刻为永不磨灭的铭文,提示后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雨花精神不灭,英烈典范常昭。

(作者系南京雨花英烈研究会副秘书长、创新型城市研究院秘书长)


责任编辑:孙秋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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