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0月，毛泽东对来访的美国作家斯诺谈到，自己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决并正确地开展同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以兼具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斗争艺术，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合理解决了党内矛盾，有效化解了党内分裂的危机，维护了党以及红军的团结统一，推动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
战略方向之争：“北上”还是“南下”
1935年6月，长征中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会师大会之后，张国焘了解到目前红一方面军仅剩1万多人，他意识到自己手握8倍的力量优势，妄想以此为资本，取得对党和红军的最高指挥权。6月26日，在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表面同意中央的北上方案，实际上偏向于“川康甘计划”。毛泽东顾全大局并没有抨击张国焘的方案，而是针对蒋介石的兵力部署，将关注重点放在了执行北上计划，同时强调了要解决统一指挥的问题。随后，朱德、彭德怀等人赞同北上方针，王稼祥形容“川康甘计划”是躲避斗争，张闻天总结红军最重要最关键的任务是向北夺取松潘并控制其以北区域。据此，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
红军指挥权之争：张国焘公然向中央要权
两河口会议之后，为争取和团结张国焘，毛泽东和张闻天商量并经常委会决定，任命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但张国焘的权欲并没有得到满足，他以各种方式对抗党中央，不服从党中央决议。中央派往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如刘伯承、叶剑英、李维汉等人遭到了抵制。张国焘等人散播谣言，使得红一、红四方面军的相互尊重、友好团结的气氛遭到了破坏，而最严重的则是张国焘公然伸手向中央要权。1935年7月初，张国焘提出，要在指挥机构里加入红四方面军的同志，提议由徐向前任红军副总司令，由陈昌浩取代周恩来担任总政委。周恩来说：“这是自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权。”张国焘授意川陕省委领导成员联名致电党中央，插手最高领导层的人事安排。面对让张国焘担任总书记的提议，毛泽东主张坚决不能让，最后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将他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让予张国焘 。张国焘得到红军的指挥大权。在这次斗争中，毛泽东表现出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如果让张国焘当了总书记，后来单独北上的红一方面军就会被扣上反党、分裂党等罪名，张国焘将占尽政治优势。为求得共同北上，促进张国焘转变与争取红四方面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采取了特殊的、十分忍耐的斗争方针。
党的领导权之争：张国焘另立“中央”
为贯彻中央北上方针，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前进。作战命令下达后，右路军进展迅速，左路军却迟迟不动。对此，朱德、王稼祥每天都催促张国焘，并做其思想工作。毛儿盖会议上，陈昌浩和徐向前均同意毛泽东的快速北进、坚决向东的原则，随后进行包座战役并打开了北上的通道。但张国焘却认为这干涉了他作为总政委行使职权，恼羞成怒并拒绝向右路军靠拢。陈昌浩和徐向前连续急电要求左路军执行中央政治局决定，张国焘无奈只好令部队启程。
然而不久，张国焘却令部队掉头南下返回阿坝，号召红军干部谴责毛泽东，并要求朱德表明立场。朱德同他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表示“关于北上的决定，我已经举过手表示拥护，现在也不会改变立场”。张国焘十分愤怒，斥责朱德为老顽固。刘伯承对此勃然大怒：“你怎么能这么对朱总司令说话！”但张国焘一意孤行，对坚决拥护北上方针的朱德和刘伯承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令左路军停止北上的同时，还对右路军下达了强硬的南下命令。气氛一时紧张到令人窒息。对此，毛泽东提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并邀请徐向前列席。会议决定致电左路军，详细分析南下弊端，规劝他们重新北上。同时为以防万一，毛泽东也做好了率先北上的准备。
张国焘再次拒绝中央的劝告，密电陈昌浩，令其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党和危害党中央。叶剑英在看到电报后，立刻报告了毛泽东。经过紧急磋商，党中央率红一、红三军团以及军委纵队迅速北上，以脱离险境。在红四方面军部队察觉红一方面军单独北上并向徐向前请示是否拦阻之时，徐向前斩钉截铁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陈昌浩也态度明确地表示“红军不打红军”。
随后，中央在北上途中指出“南下是绝路”，并在俄界召开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命令张国焘服从中央命令的同时将其与徐向前、陈昌浩以及红四方面军将士区分开。对此，张国焘公然对抗，除强硬要求红一、红三军团迅速返回外，还号召“反对毛、张、周、博向北逃跑”，同时在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提出要组建新的临时中央，撤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中央委员职务，开除党籍，并公开通缉，正式打出“中央”的旗号。从战略方针与中央公开对立，到伸手要权、违抗命令，最终发展到了组织上的公然对立，至此，张国焘反党行为达到了顶峰。朱德、刘伯承等同志一直同他进行坚决的斗争。
以斗争求团结：战胜张国焘“第二中央”阴谋
随着红四方面军复返南下，张国焘打出“赤化全川”口号，准备攻打四川。1935年11月19日，红四方面军与国民党川军的百丈关大战爆发，战至下旬，双方均伤亡惨重。在敌重兵围困和堡垒的封锁下，红四方面军人数锐减至4万，损失惨重，南下已无可能。这也标志着南下计划的破产。
南下作战的失利引发了红四方面军将士的不满情绪，并由此引发了对另立中央的怀疑。朱德、刘伯承对张国焘进行了批评、劝诫以及争取工作。与此同时，在毛泽东和张闻天等人影响下，共产国际代表传达的指示则明确表示陕北为中央，红一方面军为中央红军，批评了张国焘分裂党的错误。陈昌浩、徐向前等也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1936年6月，在党中央教育争取下，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在与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朱德、刘伯承等共产党人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以极大的诚挚和耐心，顾全大局，以斗争求团结，把犯错误的张国焘同广大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区分开来，用正确的斗争策略维护了红军的团结统一，避免了党和红军的分裂，为红军长征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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