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一个民族文化和情感记忆的载体，历史文化是城市魅力之关键。南京曾有一度使用金陵这一名字，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典型代表，既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又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与内涵。金陵文化曾出现过三次高峰：东吴和东晋南朝时期的六朝文化、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文化、明初定都南京及迁都后的明清文化。这些历史的积淀都给金陵文化留下了鲜明的印记。在新时代守护传承金陵文化，给南京“文学之都”注入独特的文化基因，需要梳理和辨析金陵文化的特质。只有坚定文化自信，发挥金陵文化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推陈出新，不断增强金陵文化的竞争力、影响力和辐射力，方能为文化强省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江山形胜：依山傍水的地理优势
金陵文化的源头从50万年前的汤山古洞猿人开始，历经了新石器时期的北阴阳营文化、商周时期的湖熟文化等发展阶段。金陵有着2500年的建城史和近500年的建都史。春秋时期，吴王夫差曾在今朝天宫附近当时的冶山设冶铸造兵器，时称冶城。公元前333年，楚灭越，筑城于清凉山石头城，置金陵邑，是金陵行政建制之始，南京始有金陵之称。公元229年，东吴自京口（今镇江）迁都建业，开创金陵建都史。西晋因避晋愍帝司马邺之讳而改建业为建康。317年东晋立国，定都建康，自420年至589年，南朝宋、齐、梁、陈均以建康为都。南唐建都于此，称江宁府，明洪武元年定都于此，称南京。后来在此建都的还有太平天国、国民政府，金陵故有“六朝古都”和“十朝都会”之称。
金陵文化之根深植于得天独厚的江山形胜。金陵地处长江下游，西邻江淮平原、东近江南水乡，背靠宁镇山脉，依山傍水雄视长江、连海控淮统领东南的地理优势决定了金陵在中国历史格局中崛起的必然趋势。山地、丘陵、平原、江河、湖泊纵横交错，灵山秀水交相辉映，孕育了雄浑灵秀的金陵文化气质。金陵既有大明王朝的浩荡之气，也有六朝金粉的精巧雅致。山文化与水文化水乳交融，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儒家崇仁道家尚智，魏晋南朝时期一度盛行的玄学、魏晋风度，以及雅谑金陵人性格之称的“大萝卜”中所表达的质朴纯真、刚柔相济、内敛含蓄，均得益于金陵山水文化中儒道合流特质的长期浸润。
兼容并蓄：开放交流的多维文化
金陵处在南北相交、东西联通的地理枢纽和文化的交汇点上，在地理上北控中原，南制闽粤，西扼巴蜀，东临吴越，居长江流域之沃野，控沿海七省之要冲，战略地位突出。在政权更迭的历史变革中，北方中原文化与南方文化充分融合，形成了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金陵文化。
历史上金陵曾经历了四次南北文化的交流融合：西晋、唐代、宋代、明初。这四次南北文化交流使金陵一度成为“人杂五方、故俗颇相类”的经济、文化中心，出现了六朝文化、南唐文化、明文化等高峰，“南朝四百八十寺”正是当时金陵文化兼容并蓄、佛教文化的盛况写照。大量移民带来了各地的文化习俗，极大丰富了金陵文化的内涵。譬如南京方言是江淮官话的一种，吸收了各地方言的特征，西晋之前南京话属于吴方言区，随着东晋时期中原世家大族与流民的南迁，源于洛阳的北方方言经几百年间与吴方言的交融，形成中古金陵音系的南朝方言。明代定都南京，南京话又融合了江淮方言，成为明清两代盛行的江淮官话。用南京话演唱的南京白局也称“百曲”，杂糅了各地的许多小调和秦淮河畔的歌妓雅调，并伴随着金陵织锦业兴衰（织锦工人劳动时唱的俚曲）绵延了六百多年。
金陵有独特的都城地位，是中外交往的舞台。东吴时卫温、诸葛直从石头城出发到达夷洲（今台湾）。六朝时建康是对外文化交流的中心，建初寺、瓦观寺是中印佛教文化交流的见证。波斯的使团频频造访，六朝石刻辟邪深受波斯翼兽石雕艺术的影响。明朝实行睦邻外交政策和朝贡贸易，海外诸番不断来中国朝贡。金陵是郑和下西洋的起点，有许多见证这段辉煌历史的文化遗址：龙江宝船厂遗址、渤泥国王墓、静海寺与天妃宫等。近代以来，是传统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中西文化在这里碰撞交汇，现存总统府、中山陵、美龄宫等154处中西兼容且风格各异的民国建筑即为例证。
历史遗存：市井巷陌中的不凡风物
金陵文化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历经十朝都会的兴衰变迁，有过繁花似锦的繁盛时代也有过衰微颓败的屈辱岁月。六朝石刻、南唐二陵、朝天宫、明故宫、明城墙、明孝陵、总统府、中山陵、江南贡院、煦园、瞻园，处处留下了金陵曾经作为帝都的烙印。
金陵历史上大规模的毁城有六次，包括东晋苏峻之乱、南朝梁侯景之乱、隋文帝灭陈、金兵南下、湘军攻打太平天国、日军侵华。隋唐初年，建康城池宫殿尽毁，废为耕地，一片废墟。宋朝时还曾被奏请“废湖还田”。但作为帝都的政治色彩浓厚，金陵官衙府邸数量众多，与之相关的地名有：乌衣巷、孝陵卫、程阁老巷、御道街、常府街、汉府街、马府街、户部街、平江府、贡院街、杨将军巷、尚书巷、洪公祠、杨公井、张府园等。
金陵文化也有寻常巷陌中平民的市井烟火气息。粉墙黛瓦画舫酒楼里更多的是民俗中的文人逸事和儒林野史。以秦淮河两岸为核心的老城南，俗称金陵之根，“一座老城南，半部金陵史”。十里秦淮从东吴起便一直是繁华的商业区和居民区，六朝时是名门望族居住之地。官民杂处聚居、繁衍生息，人烟辐辏，经久不衰。达官贵人，大多沿河建宅安家，如乌衣巷里有王导、谢安的宅院。唐宋时期秦淮成为文人墨客向往游览的凭吊之地。
随着明朝定都于此，工商业繁荣、人口聚集，金陵市井文化应运而生。明人所绘的《南都繁会图卷》，再现了永乐年间金陵的市井生活风俗，其商业繁华，店铺招牌达109种，图中房舍楼馆、高跷杂耍、市肆店铺、城墙牌坊等应有尽有，涉及商贾渔夫、达官显贵、孩童樵夫各种人物近千余。金陵的城市形态，使经济得到持续的发展，民间习俗、民间工艺广泛流行。金陵竹刻、秦淮灯会、白局、评话等名噪一时。自六朝起建康城中元宵灯会列全国之冠，明代以后更是盛传不衰。京城王公贵族们饱食珍馐之余，为猎奇尝鲜的水八鲜、旱八鲜、秦淮八绝的风味小吃从民间陋巷走向宫廷豪门盛宴。金陵民间养蚕织丝绵延千年，明清时期丝锦纺织业为皇家所垄断，道光年间，“孔雀妆花云锦烂”的云锦开始进贡皇家内府，在金陵设局织造宫廷所需丝织品，清代江宁织造直属朝廷。金陵现有世界文化遗产一处（明孝陵），四项世界非物质遗产（云锦工艺、剪纸、金陵刻经、金陵琴派）。
崇文尚教：经院书坊间的风雅文脉
崇文尚教，一直是金陵文化的鲜明特色。金陵自建城开始就承担了江南地区文化科学教育中心的使命，虽然战乱频仍，但金陵崇文尚教一直弦歌不辍。
东晋时这里创办太学，刘裕攻克长安，书籍百工归于建康，为南北学术文化交融创造了条件。南朝时期设立儒学、玄学、文学和史学四馆，南唐时在秦淮河畔开设国子监，建有孔庙、学宫、贡院，还创建了中国古代的宫廷画院——南唐画院，首开南方艺术专业研究和教育的先河。宋时有府学，元代有路学，明清时期金陵是东南各省的文教中心，明代设立国子监，学生近万名，清代改为江宁府学。金陵一些地名中还能依稀见到科举的痕迹：从贡院街、下江考棚、三元巷、沈举人巷、焦状元巷、朱状元巷、状元境等。与崇文尚教相关的出版印刷、文具制作和图书收藏的兴盛一直是金陵文化的特色，明清两代的金陵刻书业十分发达，促进了学术思想的繁荣与活跃。当时三山街、杨公井、内桥一带书坊林立，《永乐大典》《本草纲目》均刻印于金陵，《十竹斋书画谱》《十竹斋笺谱》两部具有印刷技术史上划时代意义的彩色套印作品亦印于此。近代以来先后建起三江师范学堂、金陵大学、江南学堂、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东南大学（后为国立中央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等20多所新式学堂与大学。民国时期南京文化教育发展到了鼎盛阶段，蔡元培、鲁迅、陈鹤琴、吴贻芳、陶行知、徐悲鸿、傅抱石，林散之、杨廷宝、吴宓、茅以升、陶行知等民国大师都曾云集于此。
金陵文人辈出，曾在文学、书画、教育等方面涌现了举世公认的文化名人：谢灵运、谢朓、顾恺之、王羲之、王献之、祖冲之、李煜、刘勰、吴敬梓、袁枚、曹雪芹等。以文学为例，南朝谢灵运和谢朓开创与发展的山水诗派，影响深远，使建康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山水诗的发祥地。六朝文论文选成就空前，中国古代的系统文学理论最早成熟于建康，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文学评论专著相继诞生。萧统《昭明文选》是国内现存最早的古代诗文总集。唐宋时期，很多的骚人墨客游历金陵，创作了大批的“金陵怀古”名作。南唐后主李煜留下了《虞美人》《浪淘沙》等词中绝唱。明清两代是古代文学史上戏剧和长篇小说的黄金时期，《桃花扇》《儒林外史》《红楼梦》的产生及描写的内容与金陵都有着密切的关联。近现代以来，巴金、鲁迅、俞平伯、朱自清、张恨水、张爱玲等文学巨匠也与金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19年9月南京（金陵）以其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卓越的文学成就正式入选世界“文学之都”的行列。
（作者单位：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责任编辑：陈伟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