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山温水软，人杰地灵。自春秋时期江南最初的开发到唐宋以降经济文化的逐步繁兴，从明清时期的全面繁盛到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快速崛起，从计划经济时期的艰难探索到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开放、创新转型……在江南的振兴发展进程中，文化始终作为一种内在驱动力量，支撑和推动着区域的持续发展与繁荣。今天，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已列入国家战略，在新的历史时期，梳理江南文脉、提炼文化精髓，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
务实进取 经世致用
务实进取、经世致用是江南文化的鲜明特色，尊重传统又不拘泥传统，既有高远目标、富于责任担当，又注重客观实际、注重学问与实践的结合，务实进取且笃学尚行。从东林学派“开物成务”“躬行立教”的学术观、顾炎武“明道救世”“利民富民”“厚生为本”的主张，到王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建议、薛福成“工商强国”“殖财养民，导民生财”的强国主张，都体现出江南知识分子超脱窠臼、反对玄虚、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务实思想和积极进取的理想抱负。这些宝贵思想对推动江南发展的影响十分深远。以张謇、唐文治、陶行知、杨模等为代表的“教育救国”先行者，则将经世致用思想积极付诸于教育实践，脚踏实地推动平民教育，为近代中国教育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在经世致用思想指导下，江南人最早开始了“工商强国、实业兴邦”的求索，19世纪末清廷官员杨宗濂、杨宗瀚等就开始了身份转型和工商业的探索，江南由此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华蘅芳、徐寿、徐建寅等知识分子则在近代科技领域进行着早期的拓荒探求。这种务实进取的文化特质，在实业家身上也得到了充分彰显，荣宗敬、荣德生、祝大椿、唐保谦等众多实业家创实业，重实际，求实利，咸以“实业救国”“实业兴邦”为根本诉求，为城市建设、民生改善作出了积极贡献。
与明道救世、经世致用相与维系的，是“义利并举”的价值取向。早在春秋时期，富可敌国的范蠡就富而好义，“三致千金”，“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故“三迁皆有荣名”。荡口华氏义庄等大批江南义庄（由家族创设的民间慈善机构），不仅扶弱济贫，救助鳏寡，还大力举办义学，襄助教育，培养了大批人才。荣氏家族发家后，不仅修路架桥、捐款赈灾，还积极兴办教育，构筑园林，造福桑梓，报效国家。这种“义利并举”的文化品格在新时代仍是广大民营企业家的最好示范。
敏察善纳 开放包容
江南水网密布，通江达湖，百姓生活“一日不可废舟楫”，江南文化的开放包容正源于通达的水路交通。便利的水上交通网提供了人们交流互动的基本条件，漕运的充分利用推动了船来舟往的经济贸易，而经贸活动又有力促进了文化的融汇交流。京杭大运河的贯通、唐宋时期造船技术的完善，以及明代航海事业的发展，更开拓了江南人的视野和心胸。
从泰伯奔吴到永嘉南渡，从运河漕运到宋廷南迁，江南不仅成了中华文明的避难所，也在北方优秀文化的输入中兼收并蓄，完成了从“尚武”向“崇文”的更替转型，实现了自身的丰富、完善和提升。它包孕吴越、博采众长，不断在吸纳中扬弃、融合中创新，形成了今天底蕴深厚、内涵丰富的文化系统。
江南人的灵活机智，既源于水环境的复杂，也得益于水上生活的打磨。江南人枕水而居，得水滋润，纳水灵气，从而培育了敏察善纳、审时度势、善于探索的文化禀赋。借风使船，这是一种“面对外界环境变化及时调整自我”应对，在历代社会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凭借这种禀赋，江南人在风云际会时代，总能以开放包容、积极进取的心态，敢于探索又顺势而为的方式抓住机遇，灵活机智向前发展。这种江南人特有的“水文化”品格，不仅是江南人个性鲜明的群体禀赋，也使之在历史进程中一反守旧、封闭、滞重的旧传统，最先感受新的时代到来，抓取新的信息，最先迈出转型的探索步伐。近代以来，在“开眼看世界”的过程中，江南人最先感知时代之变，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在对外交流中孕育创造出特色鲜明的海派文化。在20世纪初民族工商业的崛起和改革开放之初民营企业的发展中，江南人都走在前列并取得卓著的成就，就雄辩地印证了这种文化的突出优势。今天，要实现民族振兴、持续发展，无疑更需要我们秉持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心态，在文明互鉴中拓展视野，求同存异，积极适应新形势、新挑战，在与时俱进中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崇文重教 精致诗性
早在东晋初年，晋元帝已在建康（南京）设立太学，是为江南教育之始。唐代，肃宗在常州设立了江南最早的府学，北宋范仲淹在苏州府创办郡学。从永嘉南渡、安史之乱，到靖康之乱，中原簪缨士族、文人墨客的避乱南下，不仅带动了江南的经济开发，也推动了文化的转型，蛮勇尚武的民风逐渐被崇文重教所取代，文化日渐优雅昌明。明清时期，江南各地义学、家塾、书院纷起，文风大盛。在历代科举考试中，江南的状元达到全国40%以上，进士更是超过半数，便是崇文重教的结果。
人才的蔚起支撑了社会发展的人才需求，而工商业的发展又推动了教育的繁荣，形成了难能可贵的良性互动。近代以来，受到新时代新风尚熏染，江南人不仅兴办各类新学，家境殷实的家庭更热衷于将子女送出国门学习，涌现了中国最早的留学潮，而学成归来的江南子弟很多人成为新中国科技文化的先驱。至2017年末，新中国1629位两院院士中，籍贯为江浙沪的院士就多达909人。崇文重教的结果必然是人才的大批涌现，时至今日，江南地区依旧是全国科教高地和人才高地。
经济的发达和崇文重教的结果，带来了对雅致生活的追求，生活不再只是眼前的苟且，而是融入了精神审美范畴的“诗和远方”。寄畅园、拙政园等大批江南园林便是这种追求的鲜活体现。这些园林不再是普通满足日常生活的居所，而讲究谋篇布局、叠山理水，师法自然，追求移步换景、曲径通幽，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时更多关照了精神、审美、文化的诗性生活，不仅创造了精致唯美、充满诗情画意的物态空间，更代表了中华民族在家居领域的精神追求和抵达的审美高度，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标识性建筑范式。
这种精致诗性的人文取向也必然带来事业上的创新创造和工艺技术的精益求精。从近代荣氏茂新的“绿兵船”牌面粉、薛氏永泰丝厂的“金双鹿”生丝，到今天太湖云计算、物联网产业、生物医药产业以及众多江南名牌，无不浸透着江南人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江南文化的诗性还体现在许多文化艺术精品创造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如绘画、书法、音乐、戏曲、文学、绣艺、竹刻、木雕、泥塑等诸多领域，无不彰显了一代代江南名家圣手的不凡创造。
今天，江南人仍以崇文重教、精细雅致的文化追求进行着创新创造，在彰显江南人文特色同时，努力融合时代精神元素，面向世界和未来，既襟怀天下，做强事业，富于担当，又不失人文意趣和个性审美，满足人的自身精神需求。
（作者系江南大学教授，国家一级编剧）
责任编辑：陈伟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