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江苏在实业和教育等方面开风气之先，盛产科学家。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1887—1936）就出生、成长于江苏泰兴的黄桥镇。他作为民国时期“最科学化的中国人”，也是江苏近代精神的代表人物之一。收入“江苏名人传丛书”的《丁文江传》主要从“科学报国”与“现代化”两方面展现丁文江波澜壮阔的一生。该书以时间为主线，力求系统展示丁文江以科学为信仰、为实现中国现代化而不懈努力的人生历程，彰显丁文江作为科学家、实业家、政治家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主要影响，同时也展示和剖析了以丁文江为代表的20世纪初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在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剧烈激荡背景下的思想与实践活动。
丁文江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精神的科学家，他一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就学术研究所涉领域而论，除地质学外，他在人类学、考古学、史学、遗传学乃至军事、经济、政治等领域都有广泛的兴趣，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不仅仅是一位学者，还有着杰出的组织领导才能，在学界、商界、政界都相当活跃，是当时声名卓著的学界领袖、实业家、政论家。他的活动领域虽然很广，却都围绕一个中心：努力使中国从一个落后国家，尽快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工业国。
丁文江是民国早期科学界少有的肯做事、能做事、能成事的干才，有“科学界的政治家”之称。他从英国留学回国后，恰逢辛亥革命爆发，中国进入近现代史上政局最为动荡的时期。在缺乏资金和人才的困难环境下，丁文江不等不靠，勇于任事。他所创办并参与领导的地质调查所，只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成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现代科研机构。他还先后创办以及领导过中国地质学会、中国科学社等科学机构，是不可多得的学界组织人才和领导人才。
在兴办实业方面，丁文江曾担任北票煤矿总经理一职，当时北票煤矿是一个产量低、经营不善的官办煤矿。丁文江接手后，立即进行筹划整顿和技术改造，短时间内就提高了产量，扭亏为盈。三年后他离任时，北票煤矿的年产量是他接手时的20倍，北票煤矿股份有限公司也被改造为中等规模的现代企业。
丁文江早在留学日本时期，就表现出对政治的浓厚兴趣，经常参加政治集会，进行演讲、写政论文章。他认为，科学的发展、实业的兴衰最终取决于政治局势，少数有能力的优秀知识分子应勇于承担自己对国家社会的责任，“向政治方面去努力”，把中国建设成富强、团结的现代化国家。1925年，丁文江最为厌恶的奉系军阀入侵江苏，江苏绅商积极组织自救。出于对家乡的热爱，丁文江与当时声誉良好的直系军阀孙传芳见面协商，请他出兵救江苏。孙传芳则看中丁文江的国际国内影响力及出色的办事才能，请丁文江出任淞沪商埠总办。在这个职位上，丁文江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初步奠定了“大上海”的政治、财政、公共卫生的现代化基础。然而，随着北伐战争的推进，孙传芳倒向奉系军阀，丁文江的政治抱负失败了。作为“旧军阀帮凶”，他不仅一度被国民党通缉，还留下了终身的政治污点。这段经历说明丁文江是优秀的技术型官员，却不是成熟的政治家。
尽管从此不再直接从政，丁文江始终没有停止过对政治和国家命运的关心。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后，丁文江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章，呼吁在国难当头之际，中国应当学习苏联，集中力量在短时间内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工业大国。为摸清国内各种战略资源情况，国民党成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丁文江成为首任五位常务委员之一。正是在为抗日战争作准备、调查粤汉铁路沿线煤矿期间，丁文江在湖南因煤气中毒不幸去世，以身殉职。
虽然尝试过多种报国途径，丁文江最喜欢和最擅长的还是做一名科学家。他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坚持“登山必到峰头，移动必须步行”。在英国留学归来时，他就曾不畏艰险，用两个多月的时间，从云南、贵州、湖南一路自西向东横贯中国，作为自己的毕业旅行。在北洋政府地质科和地质调查所任职期间，以及后来重返学界后，他进行了大量的野外实地考察，还经常带领学生作地质旅行和野外实习。丁文江推崇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多方搜集资料，整理出版了附有徐霞客游历地图的《徐霞客游记》《徐霞客年谱》，还校勘、重新出版了《天工开物》，以示中国古代并不缺乏科学技术。
科学是丁文江的终身信仰，他不仅在做地质工作时坚持使用科学方法，在经商、办报、从政等一切领域都持科学的态度，甚至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他都能彻底“奉行科学”，将科学精神贯彻到整个人生中去。丁文江深感当时中国的科学化、现代化程度不够，立志要做“中国的赫胥黎”，做科学的宣传者与捍卫者。1923年，当他的好友张君劢发表关于人生观的演讲，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问题”，丁文江立即撰文反驳，指出“科学的研究对象没有界限”，提醒青年学生不要“上了玄学家的当”。这场围绕科学与人生观问题的争论，从丁文江与张君劢二人的交锋开始，逐渐扩大为开国内学界新纪元的大论战。数月之间，几十位学者分为“科学派”和“玄学派”先后参战，形成了二十多万字的争论文章。这场发生在“五四运动”之后的“科玄论战”，一方面大大推动了国内的思想启蒙，使“赛先生”更深入人心；另一方面，也促使人们在尊崇科学的同时，对科学的能力、范围产生疑问和反思，与当时国际上刚刚兴起的启蒙理性批判、后现代思潮相呼应，直到今天仍具参考价值。
作为“江苏名人传”丛书之一的《丁文江传》，在搜集分析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澄清了一些关于丁文江生平经历的谬误与模糊之处，如考证出丁文江在日本留学期间，并没有担任过《江苏》杂志的主编；考证出丁文江的博士学位是在1919年访欧期间，将西南考察成果整理成文、送到格拉斯哥大学后取得的。书中还详细分析了丁文江与新旧军阀的关系，考证出丁文江除与旧军阀孙传芳的交往外，还与李宗仁及桂系军阀有过较为密切的联系，而这段经历在以往的丁文江研究中未见明确提及。对于“科玄论战”，该书从哲学专业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丁文江与张君劢之争，不是简单的古今之争、中外之争，而是西方启蒙思想与批判理论之争，这对于今天的批判理论研究有一定的借鉴价值。该书是在国内外丁文江研究前期相关成果基础上的进一步推进，对于丁文江研究的深化和细化有一定的探索性意义。
（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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