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风建设是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涵养良好党内政治生态和社会清廉氛围的重要保障。无论是战火纷飞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江苏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救国解民的同时，也非常注重治家教子、培塑家风，这些智慧在江苏红色家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其中蕴含的丰厚治家伦理思想资源，是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良好家风培育的生动教材。汲取好、传承好红色家书里的治家智慧，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实践意义。
以德齐家，敦促家人品格养成
红色家风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精神风范。纵观历史，我们党的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非常重视红色家风建设，除了注重自身道德品格的养成外，还通过家书往来敦促家人加强道德修养，以德齐家。
“一个新生，是一定有着新的人生观。新的人生观，是活泼的、乐观的、健全的。”“一个新生，一定有规律的生活，严格的律己，忠诚地待人。”这几句话，出自于江苏宝应县革命烈士成贻宾写给未婚妻彭毓芬的信。在这封信里，成贻宾自述了他的“新生十大信条”，凸显了老一辈革命家对道德品行的高度自律。
“红色掌柜”陈云非常注重节俭，也很注重节俭家风的培育。他经常提醒家人节约用电用水，还特意叮嘱工作人员在水池旁贴上“请节约用水”的字条，直到今天，这些字条依然贴在陈云子女的家中，他的思想精神、品格风范是令子女受用终身的宝贵财富。
江苏无产阶级革命家严于律己的修身要求，彰显了他们对家庭美德培育与家庭成员个人品德养成的高度重视，是红色文化在家庭道德建设领域的映射。
加强家庭道德建设，新时代党员干部更要重视优良家风培育。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家风不是个人私事、家庭小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是“风向标”和“领头雁”，应充分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家庭是党员干部“八小时之外”的主要场所，家风状况直接影响着党员干部作风，也关系到党风政风民风的好坏。新时代党员干部一方面要正己修身，提升道德素质与党性修养，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另一方面要培塑良好家风，引导并敦促家庭成员道德品格养成。
以廉正家，破除亲属特权思想
老一辈革命家大多身居高位要职，如何对待亲属直接决定着能否过好亲情关。江苏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严格要求亲属，甚至比对其他人要求更严、标准更高，教诫亲属绝不能搞特殊化。以廉正家，破除亲属特权思想，这种高风亮节的品质难能可贵。
1946年，周恩来堂兄周恩夔和妻子陆淑珍上门求助，周恩来致信兄嫂劝导他们自力更生：“惟人生赖奋斗而存，兄嫂此来，弟处他人檐下，实无可为助。今则只能以弟应得之公家补助金五万元，送兄嫂作归途费用，敢希收纳。”新中国成立后，周家亲属纷纷找上门来，请周恩来帮忙解决各种困难，但他对待亲属严管与厚爱并重，逐渐形成了“十条家规”。“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就是其中一条，且成为周恩来教导子侄晚辈的重要准则。侄子周尔辉大学毕业后留京工作，与淮安的一位小学教师结婚，为了解决夫妻异地问题，周尔辉单位按照程序帮助侄媳办理了进京调动手续。周恩来知道后教育周尔辉夫妇：“这几年国家遭受自然灾害，北京市大量压缩人口。你们作为总理亲属，要带头执行，不能搞特殊化。照顾夫妻关系，为什么只能调到北京，而不能调到外地去？”最终，侄子侄媳放弃办好的进京手续，一起回到了淮安。
一视同仁、公平公正，决不以权谋私搞特殊化，甚至以更严格的要求对待子女与亲属，昭示了江苏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心为民、廉洁奉公的道德境界。
各级领导干部是人民公仆，没有搞特殊化的权力与权利，能否过好亲情关是其能否清廉从政的重要一环。家属亲友插手领导干部职权范围内工作往往是领导干部走向违纪违法深渊的重要原因，“管好亲属、过好亲情关”应成为贯穿领导干部家规始终的“绝对命令”。新时代党员干部处理亲属关系应做到严管与厚爱相结合、不搞特殊化，要高度重视良好家风培育，以廉正家，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制定家规，管好亲属，过好亲情关，让权力回归本位，永葆为民服务的公仆本色。
以严兴家，培养后辈成人成才
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为社会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是其重要使命。中国优秀传统家训特别注重严慈相济的子弟教化方式，起到了较好的育人效果，发挥了兴家保族的重要作用。江苏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治家教子时也承继了这一育人方式，尤其凸显了“严”的方面，对子女等晚辈严格要求，培养后辈成人成才。
张闻天对子女从不骄纵，就连儿子张虹生小时候想坐一坐父亲上下班的小汽车都不被允许。1959年，张虹生考大学，想报考外交学院，但外语不是很有把握，想让当时分管外交学院的父亲帮忙打个招呼，不料张闻天毫不客气地说：“你有本事上就上，没本事就别上。”1962年，张虹生响应国家号召去新疆军垦农场务农，不幸患上了肝炎，由于新疆医疗条件不好，发展成了慢性疾病。张虹生就写信给父亲，希望去北京治病。张闻天回信：“你有什么资格来北京看病，新疆那么多职工得了肝炎，都是在新疆治，肝炎完全可以在当地治，治得好最好，治不好就慢慢来。”直到张闻天逝世，张虹生才根据当时政策被批准调回祖籍江苏，入职南京晓庄农场，仍是务农。1979年，中组部的调函指定张虹生到北京参加《张闻天选集》编写工作，母亲却将调函退回：“干部子弟为什么都要回北京？”张虹生尊重母亲的决定，后来以普通工作人员的身份调入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直至退休。
江苏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晚辈严格要求，教导后代回归人民大众，增强责任担当意识，求学工作都要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成为新中国的好青年与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引导和栽培青少年需要科学正确的教育方式，在奖惩机制方面，既要发挥“奖”的激励作用，也要突出“惩”的警戒功能。然而，在现实家庭生活中，往往过度提倡赏识教育，惩戒教育逐渐式微，造成有些子女“打不得骂不得”，抗挫能力下降。事实上，惩戒作为一种教育方式，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立规矩必须有惩戒，没有惩戒，规矩就形同虚设。家规就是给家庭成员“立规矩”“划边界”，这既符合教育发展与道德养成规律，也符合青少年身心成长规律。奖惩只是手段，教育才是目的。广大党员干部在子女教育问题上，要坚持奖惩同步，同时把准二者之间的张力和尺度，以严兴家，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营造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张珊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