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9日起，江苏与上海地区的部分共产党员们开始陆续收到一份机关刊物，这是一份刚刚创办的刊物，没有发刊词、没有封面，且薄薄十几页纸张中仅有三篇文章。然而，这份名为《真理》的刊物看似简朴，但对于身处被日军占领着的江苏与上海的地下党员而言，意义重大。因为它是1937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后，省委以自身名义创办的首个，也是同时段内唯一出版的秘密机关刊物，经常会刊载来自省委的决议、指示与活动号召，为党员提供明确的工作指导。自1937年9月创刊，至1938年7月15日停刊，11个月中，《真理》累计出版16期。纵观全部16期的80篇文章，可以发现，这份抗战初期的刊物，在地下党员艰难的工作与生活中扮演着多重角色。
一件秘密的党员学习材料
指导党员学习是中共江苏省委赋予《真理》的基本作用。正如《真理》第1期的编后语所述：“同志们对政治的情形，斗争的方法，工作的状况，党内的各种问题有不明白或者怀疑的地方，将尽量刊载开展集体教育。”作为江苏省委的机关刊物，《真理》能够让来自不同阶层的新老地下党员对当时斗争的形势与党的建设工作，以及群众工作有必要的了解。比如在对斗争形势的分析上，省委在《真理》首期的开篇文章《为什么还不确定抗日的革命外交》中，赞同“抵抗日本获得一切，投降日本失去一切”的判断；在第4期第2篇文章《关于最近政治上的进步》中，重点分析了英美租界当局对日本在上海行动的掣肘，认为可以利用英美法等势力与日本的不和来进行工作。在党组织的建设上，江苏省委在刊物的第1期就著文《为清除党内腐败的自由主义而斗争》，强调清除党内不良倾向，要求每一个党的支部和小组必须切实地即时地把支部生活和小组生活健全起来，必须经常地做政治分析、工作报告。在群众工作上，总共16期的《真理》出现关于群众工作的相关文章高达17次，足可见江苏省委在通过《真理》指导党员开展群众工作，包括第1期《克服工作上脱离群众斗争的现象》、第12期《怎样进行厂内群众工作》等。
抗战初期，租界在上海沦陷后维持着它所谓的“中立”状态，与内地隔绝，形如“孤岛”。而江苏省委以半公开的状态在“孤岛”中工作，《真理》的出版工作也正是在这一孤岛中，为了顺利刊印与分发，必须做好隐蔽工作。这种隐蔽性直观地表现于每一期刊物的封面上。纵观总共16期期刊封面，除第1期《真理》因初创条件简陋而没有封面外，从第2期开始，共出现了五种具有时代特色的封面：其中，第2—6期，《真理》以“社会常识读本”为书刊名在党员内流通，以防各种盘查；而从第7期开始，封面的变化让《真理》更加隐蔽，第7和第8两期封面印着基督教用语——“上帝说：只有自救的人才能救人”，而第9期直接以《新约》的内容——“耶稣说：能够替众人谋利益的，死去一定能升入天堂”，来掩饰封面下的省委命令与决定；第10期后，《真理》期刊封面愈发趋于大众化，封面以“时行小调”示人，并由民华印刷所等正规印刷厂印刷，更有助于《真理》能隐藏在大众文化书刊中。也正是因为上述封面变更在内的种种措施，《真理》的隐蔽性大大提高，极大保障了地下党员能得到来自省委的指示。
一份权威的党内刊物
作为抗战初期江苏省委唯一的机关刊物，《真理》在江苏、上海的地下党员中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与同时期江苏省委有所关联的期刊，如《文汇报》《世纪风》《大美报》等相比，《真理》最大的特点是面向的读者较为特殊，他们是潜伏于上海租界及敌占区的地下党员，它既是江苏省委为地下党员编撰的学习资料，是党内外工作的指南，也是省委通报决议的工具。因此，它很具权威性。一方面体现于省委对《真理》的重视：在江苏省委所发文章的字里行间，多次要求党员在党组织生活中认真对待这份刊物。另一方面，则体现在《真理》作为省委发布决议、命令的工具的唯一性，在总共16期《真理》80篇文章中出现了诸多省委名义发布的通知决定，累计13篇，数量远高于同时期与省委相关的其他期刊。
同时，发表或转载众多中共中央文件和领导人重要文稿，也表明江苏省委在用《真理》指导党员学习党中央的政治路线，以坚定政治立场。如第9期就转载了周恩来所著的《怎样进行持久抗战》，以坚定地下党员的斗争信念；第13期转载的《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指导了省委的党员发展工作；而第14期的《陈绍禹、周恩来、秦博古三同志答复子健同志的一封公开信》，则向地下党员表明中共在抗战活动中坚定立场与共同抗日的决心。
一处无形的民主“会谈室”
作为秘密且权威的机关刊物，《真理》在抗战初期苏沪地区的一众报刊中显得尤为特殊，但最让《真理》受到抗战初期地下党员信赖的，是这份机关刊物已不仅仅是单纯的刊物，它还是江苏省委与所属党员在困难时期得以互动交流的民主“会谈室”。
无论是江苏省委、各委员会，还是各小组、支部，在租界与敌占区开一次秘密的会议，都存在较大风险，而通过匿名的文笔交流却能形成一场场或有延迟但安全的“会议”。创刊伊始，江苏省委就有意把《真理》打造成一个党员与省委直接对话的平台。在第1期《真理》的末尾，江苏省委就阐明：发行《真理》的目的，一方面是指导同志的生活与工作，另一方面也是在困难时期难以举行党内会议的情况下，让每位同志都有发表意见的机会，除了政治情势的分析和理论斗争以外，省委想与党员交流工作和党的建设问题，想动员整个的党，使每个同志都提供实际材料，党员只要对政治的情形、斗争的方法等党内问题有不明白或者怀疑的地方，尽可通过《真理》向省委去信询问。因此，在《真理》中，可以看到匿名党员提出疑问、编辑部答疑的情形，比如第13期，省委刊登了匿名同志来信，内容是其对第11期转载的陆定一文章《国共合作的长期性》的质疑，编辑部耐心地对民族革命同盟问题进行解答；也可以看到部分同志刊文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比如第8期就刊载化名阿雷的地下党员的《对于小组生活的意见及自我检讨》，省委领导高度肯定此篇刊文并鼓励其他同志多做此类交流。
在抗战初期的江苏与上海，《真理》是一份极为重要的红色刊物。尽管只存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但它是中共江苏省委给潜伏的同志们的一件学习资料，也是一份权威的党内刊物，更是省委与所有党员共同构建的民主“会谈室”。在省委与党员们的互动交流下，《真理》成为了抗战初期地下党员前行道路上的一盏“明灯”，对这一时期中共江苏省委及各级党组织的重建工作、群众工作，乃至支前工作，都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朱 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