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学派出现于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以庄存与、庄述祖、庄绶甲、刘逢禄为代表，由于他们都是清代常州府人，故得名常州学派。在发展中，常州学派影响不断扩大，其主要成员也就不限于常州，如后来的代表人物龚自珍和魏源，一改清前期以训诂和考据见长的古文经学派不关注新事物之风，逐渐形成经世致用的思想谱系。正如《儒家哲学》中所指出的那样，“常州在有清一代无论哪一门学问，都有与人不同的地方。……这一派在经学方面，主张今文经学……自他们专提今文以后，今文在学术界很有极大的势力。继他们而起的，有两个人，籍贯虽然不是常州，然不能不说是常州一派，一个是魏源……一个是龚自珍……南海康先生的学风，纯是从这一派衍出”。在长期的发展传承中，常州学派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谱系，创造了非凡的学术成就，在中国学术史上大放异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常州学派的思想谱系
庄存与是常州学派的建立者和清代复兴今文经学的创始人。庄存与（1719－1788），字方耕，江苏武进人，乾隆十年（1745）一甲二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主浙江、湖北乡试，又督学顺天、河南，官至礼部侍郎。正如梁启超所言，庄存与精通六经，尤善《春秋》公羊学，治经不拘汉宋门户之见，不为烦琐笺注之学，重在剖析疑义，讲求经世致用。另一方面，庄存与通过阐释《周易》，探究“变易”之道，为《春秋》中王道变革提供理论支撑，从天道之“变易”探究社会变革的合理性，再通过六经考察人道，阐明王道法度、治乱之道，试图为万世立法、为王道法度找到内在逻辑。在清朝古文经学当道之时，庄存与另辟蹊径，通过讲求微言大义的《春秋》公羊学和《周易》，使得沉睡千年的公羊学又重新大显于天下，高高擎起复兴今文经学的大旗。
继之而起，庄存与之侄庄述祖继承家学，弟子孔广森发扬师说，不断扩大今文经学的影响。一直到刘逢禄和宋翔凤，常州学派开始渐成规模。刘逢禄（1776－1829），字申受，江苏武进人，庄存与外孙，嘉庆十九年（1814）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改礼部主事、郎中。刘逢禄少年时从外祖父庄存与及舅父庄述祖治《公羊》，一生致力于《公羊》学研究。刘逢禄在庄存与三世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公羊学“张三世”“通三统”“大一统”的思想，重新提出“三统”“三世”说，直言孔子作《春秋》，是为了“受命改制”。刘逢禄指出从《周易》与《春秋》可以探寻圣人的经世之志，要有忧患意识，从时势之中变通，更好把握经世之道。庄存与外孙刘逢禄与宋翔凤、族孙庄有可、嫡孙庄绶甲等共同推动今文经学的进一步发展，并独立成派，常州学派正式形成。
龚自珍与魏源虽非常州人，但他们都是师从刘逢禄学习《春秋公羊传》，并把今文经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是常州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龚自珍（1792－1841），字璱人，号定盦（一作定庵），至28岁时，师从刘逢禄学习。魏源（1794－1857），字默深、墨生、汉士，也师从刘逢禄学习《春秋公羊传》，与龚自珍结识，两人学风意气相投，声名相齐，时称“龚魏”。龚、魏二人继承了庄存与、刘逢禄今文经学的理论与形式，吸取了“引经致用”的精神，更与现实社会相结合。龚自珍吸收了刘逢禄所阐发的公羊学“张三世”“通三统”“大一统”思想，坚持以“变”的观点来考察社会的演进变化，从而为其批判现实、鼓吹变革提供了理论依据。魏源早年学宋明理学，并兼治汉学考据，师从刘逢禄后开始转向今文经学。通过比较，魏源发现到汉、宋经学脱离实际、于实际无用，而常州学派庄、刘所弘扬的今文经学蕴含“变易”观念，主张经世致用，符合其以经术为治术的主张，促使其成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首批知识分子代表，可见常州学派影响深远。
由此可见，常州学派具有清晰的传承品格与鲜明的思想谱系特征。常州学派兴起于乾嘉盛世，不仅注重探究《春秋公羊传》的“微言大义”，而且专注于对《周易》时势“变易”的考察，试图建立一种经世致用的经学文明观，成为清代学术界面对社会危机的应变之学和变革之学，为日后的改良与革命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正如梁启超所言：常州学派，“就是想在乾嘉考证学的基础上建设顺康间的经世致用之学”。
常州学派的经学文明观
相较于乾嘉学派以注重经文的训诂、考订而少理论、脱离现实，常州学派的出现则成为时代的重要转捩点。它既是对古文经学学术研究的一种转向，也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关切，更是对改革时弊、解决现实矛盾的一种期待，形成了特有的今文经学文明观。总的来看，常州学派的经学文明观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变易”的历史观。常州学派从《周易》和《春秋》公羊学中寻找到历史“变易”的根据。公羊学派将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春秋、战国和秦汉。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和规律。常州学派弘扬公羊学说，以其为理论基础，主要就是看到了公羊学说中所阐述的历史“变与常”“显与隐”之间的辩证关系。常州学派通过注重对经典中“微言大义”的研究和诠释，认清历史表象之下隐藏着的更深层次的本质和意义。值得关注的是，常州学派认为，历史的发展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通过人们的努力和行动来改变和影响历史走势，这就为晚清的改革与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
“通经致用”的实践观。常州学术自明代以来就有一种经世的传统，这也是常州学派不愿陷于汉学考据之中而必然会选择另外一种学术道路的重要原因。常州学派认为，经学不仅仅是解释经典和研究学术，更应该将经学与现实相结合，通过经学的研究和应用来解决现实问题，“以经术为治术”，展现出“通经致用”的实践观，强调“学实知、做实人、办实事”。正如钱穆所言，“常州言学，既主微言大义，而通于天道、人事，则其归必转而趋于论政”，并“极必趋于轻古经而重时政”。
“更法改图”的革命观。随着时势的变迁和今文经学的不断发展，常州学派“经世致用”的观念进一步发展成为“更法改图”、改革弊政的革命观。通过对新的社会问题和政治局势的关注，常州学派必然会表达出对政治的日益关切，进而提出变法革命的思想。虽然这种“更法改图”也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但是这种观念的提出，在当时确实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引导人们立足于时代，从历史和现实之中探求时代的变法图强之路，也为晚清的革命提供了思想的火种。
（作者单位：常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冷 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