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挫八起 擎旗不倒

南京是全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且有共产主义组织活动的地区之一。从1927年至1934年，中共南京党组织曾经遭到8次大破坏，数十名共产党人惨遭杀害，他们在腥风血雨中高举着革命的旗帜，不屈不挠、义无反顾地坚持革命斗争，前仆后继发挥党的战斗堡垒作用，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

中共南京党组织“八挫八起”的历史经过

中共南京党组织首次遭到破坏，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大肆屠杀中国共产党人相关联。1927年4月10日夜，中共南京地委、省市党部、市总工会负责人在南京市大纱帽巷10号开会，研究应对蒋介石企图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措施，由于泄露了开会的消息，谢文锦、侯绍裘等10人被捕，几天后被秘密杀害，史称“四一〇”事件，揭开了国民党“四一二”大屠杀的序幕。这是中共南京党组织遭受的第一次大破坏，轰轰烈烈的南京人民革命运动由高潮转入低潮。

此后，中共江浙区委多次派人到南京，恢复并重建党组织。1927年6月，委任黄国材为中共南京地委书记，重建中共南京地委。同年7月，黄国材等5人在高家酒馆6号被捕，中共南京党组织第二次遭到破坏，所幸没有人员损失，被捕同志后被释放。1928年7月，孙津川等市委负责人先后被捕，九十月间，包括孙津川等7位市委委员在内的37名党员干部在雨花台英勇就义。中共南京党组织遭受第三次破坏。1929年5月，市委军委委员王昭平被捕叛变，主要负责人市委书记黄瑞生遭到逮捕和杀害，中共南京党组织遭到第四次破坏。1930年，李立三作出错误判断，提出组织南京暴动，4月共青团南京市委委员梁公弼等在南京国民大戏院散发传单时被捕，后市委书记王文彬等人受牵连被捕入狱，中共南京党组织遭到第五次破坏。1930年5月中共江苏省委重建南京党组织，同年7至10月第六次遭到破坏，李济平等22名共产党员牺牲。7月初全市有200多名党员、32个支部，到11月时只剩47名党员、8个支部，中共南京党组织损失重大。1930年11月中共南京党组织再次重新组织起来，至1932年2月，由于路大奎和王善堂被捕后叛变，李耘生等5位共产党人被杀害。王善堂供出了全市党员秘密名单。国民党的搜捕、镇压从1932年2月到1933年2月，达一年之久。“九一八”之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南京中共地下组织被全部破坏。这是中共南京党组织第七次被破坏。1932年11月，中共南京特别支部成立，顾衡出任书记，仅有6名党员。1934年8月顾衡在中央大学附近的沙塘园被捕，12月在雨花台英勇就义。这是中共南京党组织第八次被破坏，很多党员被迫离开南京或失去与组织的联系。此后的两年多时间，南京的党组织活动中断，但仍有部分同志坚持在南京活动。

八次遭受挫折，八次重新雄起，中共南京党组织高擎着不倒的红旗，在白色恐怖的险恶局势下，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破坏，一次又一次重建并坚持斗争。这种英勇顽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鼓舞了数不清的后来者前仆后继，坚持着革命道路上的探索与斗争。

“八挫八起”中先烈典型的精神镜鉴

中共南京党组织以“八挫八起”的不屈斗争，树立了共产党人坚定信仰、勇于斗争、不怕牺牲的光辉形象。他们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波接着一波起，把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他们的革命精神是中共南京党组织“八挫八起、擎旗不倒”的重要原因。

对马列主义的坚定信仰。“八挫八起”中牺牲的革命先烈群体在斗争中不怕失败、不怕挫折的力量来源，首先是共产党人对马列主义的坚定信仰。谢文锦（1894—1927）是中共南京党组织第一次遭破坏时的主要负责人。1920年9月他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与刘少奇、萧劲光等人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1922年他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在东方》。他说：“欲安天下苍生，端赖同志齐心，依照马列主义，发动群众斗争，打倒列强军阀，好教宇宙重生。”他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上发表的理论文章《列宁与农民》，被毛泽东选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的教材。1926年8月，他任中共南京地委书记。他在南京任职的8个月时间内，正值国民党反动派在国内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前夕。面对白色恐怖他临危不惧，领导党组织在南京坚持斗争，不惜牺牲个人生命。1927年4月10日夜，谢文锦在南京大纱帽巷10号组织开会时被捕，数日后牺牲。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曾发文赞誉谢文锦等共产党人为“无数之革命的英雄领袖及中国共产党忠实战士”之一。

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孙津川（1895—1928）在中共南京党组织遭受第三次破坏时被捕牺牲。1925年8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1月任中共南京市委职工委员，1928年3月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为了便于工作，他把全家搬到了南京。同年6月，他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他在任南京市委书记期间，中共南京地下组织得到壮大，战斗堡垒作用大大增强，全市党员迅速发展至240人，共有10个党支部，41个党小组。1928年5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南京市委在浦口江边芦苇滩秘密举行第二次党代会，选举13人组成新市委，孙津川仍任市委书记。会议快结束时发现可疑人员，孙津川等人跳入长江，游至下关上岸，逃过一劫。7月的一个夜晚，孙津川赴下关大江街58号姚佐唐家开会时，因叛徒出卖，被预伏的特务逮捕，在严刑逼供无效后，特务找到他的母亲，并让其母在中秋节那一天来探监，试图感化他。当他戴着镣铐、拖着遍体鳞伤的身体与其母亲见面时，母亲含泪问他：“津川，他们会让你出来吗？”他说：“既然投了红旗，绝不会再投白旗。”高举红旗，绝不投降，共产党人孙津川对党的赤胆忠诚至死也决不动摇，其后在雨花台英勇就义。

勇于奉献牺牲的革命精神。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在“八次挫折”期间的中共南京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他们敢于奉献、带头牺牲。共有6位负责人英勇献身，他们是谢文锦、孙津川、黄瑞生、李济平、李耘生、顾衡。一个党组织领导人，就是一面旗帜。他们用年轻的生命诠释了自己对人生的深刻理解，正如同期的共产党人石俊临刑前对难友说的：“革命不可能没有牺牲，死是为了人民更好的生，共产党员为革命而死是光荣的。”

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人生观。侯绍裘（1896—1927）于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建立了苏州第一个中共组织——中共苏州独立支部。1927年4月10日在南京市民肃清反革命大会上，侯绍裘等相继发表演说，谴责蒋介石的反革命暴行。在赴当晚的中共南京地委紧急扩大会议前，面对儿子的不舍，他坚定地表示“革命一定会胜利，我会回来的”。被捕后，蒋介石曾以“江苏省主席”为诱饵招降，侯绍裘不为所动。蒋介石又对其高压恫吓，严刑拷打，侯绍裘历经酷刑，坚贞不屈。蒋介石无计可施，密令将其杀害。侯绍裘认为：“要认定一个人不是为一己而生，是为社会、为人类而生，以最多数人之最大幸福为人生的最终目的、最大责任，而以此责任为乐。”亦如当时共产党员袁咨桐在狱中所写家信中说的，“我们各有着不同的处境，有人在忍辱顺受，有人在观望徘徊，有人在勇往直前……有了这种舍己为公奋斗的精神，还怕理想事业不能成功？”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为最大多数人谋幸福，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和精神追求。

（作者分别系常州大学近现代史与红色文化研究院院长，常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张李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