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建党史中，延安时期是最为特殊和关键的历史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党的政治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与宝贵的精神财富，为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
“党的政治路线是决定一切的”，能否制定并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是检验政党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毛泽东指出：“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政治形势的转变和主要矛盾的转化，适时提出党的政治路线，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讨论并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完满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1937年8月，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特别强调，要坚持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权。会议指出这是实现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条政治路线指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在深刻把握中国革命特点和规律的基础上，1948年4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总结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经验，完整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遵循这条正确路线，我们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立党建党的政治原则。
1938年9月，王稼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以《国际指示报告》为题，传达了共产国际“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的重要指示，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同年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并着重强调，党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领导，各级党的委员会及其委员，尤其是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局和分局委员要带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服从中央指令，在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关系全局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坚定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不得有任何违反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的文字和行动。此次会议将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纪律具体化程序化规范化。194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减的决定》并指出，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中央书记处“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决定和处理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这次会议从组织上彻底完成了自遵义会议以来对王明“左”倾错误的纠正和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实现了权力的高度集中。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中指出：“在党内,在革命队伍内,我们有一条方针,就是团结,在原则基础上的团结。首先是党中央内部的团结及全党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党的七大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并在党章中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
强调加强党性锻炼
党性是一个政党的本质属性。政党的党性归根结底要在党员个体的党性中表现出来。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党员队伍数量历经了从少到多的迅速壮大的过程，短期内数量的猛增带来了党员队伍成分复杂、思想混乱、作风不纯等问题。党性教育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工作。
1939年5月，陈云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中，较完整地提出了共产党员的标准——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百折不挠地执行决议；群众模范；学习。同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系统回答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修养的标准是什么，以及怎样增强党性原则和党性修养、做纯洁的共产主义先锋战士的问题。1941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增强党性问题。同年7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严厉批判了“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思想意识上的个人主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提出了增强党性的“六种方法”，即“服从中央、执行决议、纠正错误、加强纪律、自我批评、组织生活”，为全党开展党性锻炼提供了党内法规依据。1941年10月，任弼时撰写《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从用无限的忠实性和坚定性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必须充分地掌握住和革命实践密切联系着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以马列主义的原则指导自己的实际行动、遵守党的统一的纪律、与群众建立真正的密切的联系等方面指明了增强党性的途径。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是我们党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重要途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党内政治生活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创造性地把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严明党的纪律等作为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规范，实现了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化，党内政治生态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为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化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武器。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同时革命性地赋予了成语“实事求是”新的内涵，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1941年5月至1942年2月，毛泽东相继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文章，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危害进行了深刻阐述，对“实事求是”的科学内涵进行了高度概括，党的七大确立实事求是为全党的思想路线。建立了规范民主集中制运行的具体制度，确立了党内政治生活的核心原则。毛泽东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用党性和个性、个人与组织的关系深刻阐述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他明确指出，“独立性、个性、人格是一个意义的东西”，“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集体主义，就是党性”，“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都是木头，一百二十万党员就是一百二十万块木头”。这进一步深化了民主集中制理论，维护了党内政治生活的活泼性、严肃性和神圣性。将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党内政治生活的主要手段。1937年4月，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中明确要求“共产党的内部生活，亦应依照各地的不同环境，采取具体方法使之活跃起来”，而“党内民主性的扩大、自我批评的发展、集中领导的建立，都成为活跃党内生活的主要条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领导集体带头进行自我批评，带动党内形成了一种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政治风气。
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在党的纪律和规矩中，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第一位的。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期曾针对严重违反政治纪律的现象专门“立规矩”，严明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使党在政治上进一步走向成熟，为无产阶级政党保持其先进性和激发自身强大战斗力提供了坚强保证。
把“四个服从”写入党章，作为党最根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1937年9月，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列举了党内自由主义的11种主要表现，强调“它是一种腐蚀剂，会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1938年9月至11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提出“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的科学论断，以及“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四项最重要的纪律，强调要通过严格的纪律，尤其是通过党内法规来建立健全党内关系，并指出，“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1945年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将“四个服从”确定为党最根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党的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每个党员都必须遵守，不得逾越”。纪律面前特权无所遁形，纪律面前没有特殊人物、特殊组织，这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具有极强纪律观念的真实写照。“不管你是中央委员，还是一般党员，不管你是老党员，还是新党员，都要遵守纪律”，“不管是中央委员会，还是支部委员会，都要遵守纪律”。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中央从1948年1月起先后发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关于严格遵守请示报告制度的指示》等，对全党全军各项工作的决定权和请示报告制度作出详细规定，明确了“把一切必须和可能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彻底消灭“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正确态度，为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始终高度重视党的政治建设是我们党的一条宝贵经验。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历史之中有营养，历史之中有智慧。深入分析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举措经验，对于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建立健全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的体制机制”具有重要的启示。
（作者系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省委党校基地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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