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统的书院，是传道授业的教学机构,也是研究学术和敦崇教化的重要基地。重视道德教化是书院教育的鲜明特色，其中诚信教化居于道德教化的主体地位。中国古代书院重视诚信教化的优良传统，对当代立德树人具有借鉴价值。
教之以儒学经义
以儒学为核心的书院诚信教育，主要通过学习书目的选定、考试科目的安排以及教学宗旨的突出来体现。
以“四书”“五经”作为主要教材。朱熹在兴复白鹿洞书院时，确立了“四书”“五经”的课程体系，由于朱熹及白鹿洞书院在书院史上的特殊地位,朱熹所确立的这一课程体系对其他书院的影响很大。以儒家典籍作为书院主要教材,最容易向生徒灌输诚信思想。这是因为儒家学说特别注重人的素质和道德修养,“信”作为“五常”之一,备受关注。“四书”“五经”中饱含诚信修养的思想，如“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以儒家典籍作为书院的主要教材,使生徒在熟读“四书”“五经”等儒家著作的同时,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诚信教育,以养成诚实守信的君子人格。
将儒家经典列入考试内容。绝大多数书院与科举考试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书院往往以科举成果标榜自己的办学水平;另一方面，科举则依赖书院为其培养和输送高素质的人才。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就是儒家典籍。唐代明经科的考试内容来自《礼记》《论语》《孝经》《左传》《尚书》《周易》《诗经》《周礼》《仪礼》等儒家经典。明清时乡试、会试专取“四书”及“五经”命题试士。将儒家经典作为考试范围，可以通过考试这一硬约束保障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和掌握，从而使诚信规范在生徒头脑中反复强化，成为坚强的道德支柱。
把诚信置于书院教育的突出地位。北宋著名教育家周敦颐将诚信教化置于书院教育总纲的位置。他培养生徒的目标是“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如何由士而贤，由贤而圣？周敦颐认为，诚是为圣之道的根本。他说：“诚者，圣人之本。”又说：“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所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所谓“百行”,既指忠、孝、悌等行为规范,又泛指万事万物。换言之，“诚”是社会伦理道德的最高原则,又是万事万物之源。朱熹在书院教育中把“五伦”称之为“五教”。他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明代著名教育家、阳明书院创办人王守仁，将“修道之功”归结为“诚”，主张书院教育要大力弘扬诚信品德。
化之以圣贤名儒
日常课堂教育之外，书院还特别注重通过祭祀先圣先贤以及山长名儒的行为举止感化生徒，着力营造一种崇尚诚信的浓厚氛围。
祭祀先圣先贤。在传统书院中，祭祀是与藏书、教学并列的三大功能之一。祭祀作为表达虔诚、感戴的方式，受祭者多堪诚信楷模。祭祀时，礼乐完备，服饰庄重，诵读祭文，执香行供。祭祀活动不仅仅是简单的朔望参拜，其本身有重要的教育价值，包含着尊师、重道、崇贤、敬学、尚诚、讲信、修睦等丰富的教化内涵。书院开学时，举行释菜的祀祭活动，春秋有释奠，圣贤的生日、忌日往往也有祀祭。如白鹿洞书院有祀祭圣贤硕儒的礼圣殿（大成殿）及其两庑，还有周朱二先生祠、先贤祠、报功祠、宗儒祠、紫阳祠、邵康节祠、忠节祠、启圣祠、三贤祠、十贤堂、君子堂等等。
山长名儒以身作则。在书院中，硕学大儒们往往以他们的高风亮节为生徒树立榜样，以他们的诚信行为影响生徒。南宋人欧阳守道曾先后掌教白鹭洲书院和岳麓书院，《宋元学案·巽斋学案》称其于岳麓书院“初升讲，发明孟氏正人心，承三圣之说，学者悦服”。在大师们的潜移默化下，生徒们真诚求学、刻苦读书，如宋人胡瑗求学泰山十年不归，明人潘陈忠吃墨勿觉。这些生徒真诚求学的事迹,既是书院诚信教育的结果,反过来,又成为激发后来者真诚治学的生动教材。《宋史·杨时传》记载,杨时、游酢求学于程颐,恰遇老师“瞑坐”,两人为不影响老师休息,在寒风暴雪中站立等候,“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明朝人宋濂从师求学,身负书籍、行李,在寒风凛冽、大雪纷飞的深山巨谷之中,艰难跋涉,手脚都冻裂了。这种至诚执着的追求,使他们成就了令人瞩目的事业。
营造诚信氛围。书院是教书化人之地，其间每一组院落，每一间房舍，每一方石碑，甚至每一片砖瓦，往往都蕴涵隽永的文化品味。其中，散布于书院大门、讲堂、文庙、书楼、祠宇、亭阁之上的楹联，往往具有劝学砺志、倡诚立信等深刻内涵。如悬于岳麓书院御书楼称颂王夫之的对联是：“训诂笺注，六经于易尤专，探羲、文、周、孔之精，汉宋诸儒齐退听；节义文章，终身以道为准，继濂、洛、关、闽而起，元明两代一先生。”
书院的建筑及学斋之名等也多有深意。岳麓书院有“明伦堂”，取自孟子“明人伦”之意；“崇道祠”，专祀朱熹、张栻二人，以崇“道”也。一些办学历史悠久的书院，存有不少碑刻，如岳麓书院有“忠孝廉节”碑，碑分四块碑石，每字一碑，分嵌在书院讲堂左右两壁，昭示着书院积淀的深厚底蕴。置身于书院之中，浓郁的诚信氛围包裹身心，其对心灵的净化之功是不可忽视的。
训之以学规箴言
书院有严格的学规或条规，还有不少硕学大儒、山长洞主通过撰写箴言，勉励生徒诚实做人，信守诺言，言行一致。
以学规约束生徒。在传统书院学规中，不乏诚信方面的戒条。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为重建庐山白鹿洞书院制定了有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该学规先立“五教之目”，再立“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文字简练，其中有“朋友有信”“言忠信，行笃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正其义”“明其道”等诚信戒条。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兴复岳麓书院，复将其揭示于岳麓书院楣间。淳祐元年（1241年）以后，该学规被推向太学及各府州县学，成为元明清时期全国书院的灵魂。书院学规众多，汇编成书的即有张伯行的《学规类编》、陈宏谋的《养正遗规》等，其中多有诚信教条。
以箴言劝勉学子。宋代大儒程颐曾撰视、听、言、动四箴勉励学子。嘉靖九年（1530年），岳麓书院得御制“敬一箴”及明世宗亲撰四箴注解，特建“敬一亭”保存。程子四箴特别强调一个“诚”字。其中，程子视箴云：“心兮本虚，应物无迹。……克己复礼，久而诚矣。”清朝乾隆年间，旷敏本掌教岳麓书院，撰有“六有箴”劝学诗，镌于石碑之上，嵌于讲堂右壁。“六有”之首“言有教”反复强调诚信，要求生徒“信若耆龟，凛如训诰”。
王守仁说:“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换言之，道德教化乃教育之重心。中国古代书院的道德教化对诚信的价值已有相当清醒的认识，并将诚信作为教育的主体内容，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诚信教化机制。
（作者单位：《唯实》杂志社；南京市政府信息中心）
责任编辑：张李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