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百年历史长河中，遵义会议以实现伟大历史转折被载入史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尖锐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逃跑主义的错误。经过激烈民主讨论，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后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又由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三人小组全权指挥军事，毛泽东从此参与了党内最高军事指挥，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新的领导，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回望遵义会议，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为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提供最重要的政治保障
遵义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的。1943年12月，张闻天在回忆遵义会议时指出：“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因此，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对中央长达四年的领导，摆脱错误羁绊的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翻雪山，过草地，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完成这一惊天动地壮举的关键，是要有一个成熟的领导集体。中国共产党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作出了正确的选择。邓小平多次指出：“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他认为，“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在这中间有一段时间，说是要强调工人阶级领导，就勉强拉工人来当领导。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
抓住最主要的问题，解决最突出的矛盾，正确解决党的路线问题
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谈到遵义会议时指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路线关乎革命前途，关乎党和国家命脉。中央红军到达遵义时，已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1961年6月21日，毛泽东在同外宾的谈话中指出：“一万两千五百公里的长征是光荣的，但实际上是由于犯了路线错误，被敌人追赶得不得不走的。”
除了军事路线错误外，组织路线、政治路线也存在许多问题。如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博古、李德将黎川失守和浒湾战斗失利完全加罪于萧劲光（红军闽赣省军区司令员，红七军团政委）一人。1934年1月6日，在瑞金对萧劲光进行公审，称其为“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判处5年监禁徒刑，开除党籍、军籍。经过毛泽东、王稼祥等人的坚决斗争，萧劲光被关一个月后即安置到红军大学当战术教员。20世纪80年代萧劲光在回忆此事时说：“我得以释放，能活到今天，是毛主席同‘左’倾机会主义者坚决斗争的结果。”政治上当时也实行“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坚持过左的土地政策，批判所谓“富农路线”、推行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肃反等等。
但是，遵义会议并没有清理“左”倾领导者在政治路线上的错误，相反，在《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中还认为“政治局扩大会指出过去党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对于我们党的整个路线说来，不过是部分的错误。”同年2月8日通过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明确指出，“五次‘围剿’中党的总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
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客观的战争环境。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其中50万军队直接用于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当时处于没有根据地、敌人前堵后追的被“围剿”境地，战争的胜负是当时关系革命成败的主要问题，红军的生存至关重要，政治路线问题可以留待以后讨论。二是党内思想还不一致，多数同志当时还没有认识到政治路线的错误。遵义会议上凯丰替博古辩护，“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李德“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博古“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后来在党的七大发言中，博古说，在遵义会议上，“我个人是不认识错误的，同时不了解错误，我只承认在苏区工作的政策上有个别的错误，在军事指导上，有个别政策的错误，不承认是路线的错误，不承认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不但在遵义会议没有承认这个错误，而且我继续坚持这个错误，保持这个‘左’倾机会主义的观点、路线，一直到一九三五年底一九三六年初瓦窑堡会议”。遵义会议解决最突出的矛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于保持党的团结统一具有重大意义。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自觉、自主掌握革命领导权
遵义会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的一个关键节点，自此开始了我党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历程。中国共产党二大后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遵义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基本上是根据苏联的指示及其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意见，处理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30年代临时中央成立时，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命令，在上海设立了临时中央政治局来负责工作，由卢福坦、陈云、康生、博古、洛甫和李竹声组成，后面三个人不是中央委员，由博古负责政治领导。
李德本来只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一个军事顾问，但博古却把他捧为“太上皇”，什么事都听他的。曾任第二野战纵队（也称红章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遵义会议召开时担任地方工作部部长的李维汉回忆说，“如果没有遵义会议，仍让李德瞎指挥下去，全党全军都有陷入覆灭的危险”，“遵义会议是我党破天荒第一次独立自主地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正确地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自觉、自主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在政治上逐步走向成熟。遵义会议后不久，毛泽东欣然作诗：“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以党的利益为重，坚持真理、顾全大局，坚决拥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
贯彻执行遵义会议精神，就要不计较个人名誉、地位和利益得失，要在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基础上顾全大局，紧密团结，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最终赢得胜利。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做出了表率。博古是遵义会议主要批评对象。1935年2月5日在云贵川交界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庄，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当时，有人劝博古不要交权，博古没有听，认为应该服从集体决定。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说：“所谓交权，就是把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出来。”此后这几副挑子长征中就跟张闻天走了。博古后来在党的七大发言中说，“左”倾教条主义政治路线是“完全同现实不相适应的倒行逆施的一条路线”，当时“我是中央的总负责人，我是这条路线所有一切错误发号施令的司令官，而且这条路线在这个时期所有各方面的错误，我是赞成的。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的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博古思想改变后，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长征开始时，周恩来是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三人团”成员，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的“副报告”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反“围剿”战争中在战略战术方面存在的问题，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同时也诚恳地进行了自我批评。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常委，并“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但周恩来不计个人得失，自觉把自己置于助手的地位，让毛泽东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后来张国焘搞分裂，周恩来又让出红军总政治委员，使党最终没有发生分裂，用说服教育的方法把全党团结起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几经挫折和失败而走向胜利，正如杨尚昆同志曾说过的，一方面是由于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像恩来同志这样一些党的负责人，在血的教训面前，以党的利益为重，胸怀宽广，服从真理，坚决拥护和信赖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
中国共产党具有勇于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敢于刀刃向内，一次次拿起手术刀革除自身病症，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遵义会议决议》指出：“政治局扩大会指出过去党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这种错误也不足以使我们悲观失望。党勇敢的揭发了这种错误，从错误中教育了自己，学习了如何更好的来领导革命战争到彻底的胜利。党揭发了这种错误之后，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让遵义会议的恒久价值和旺盛生命力，能够超越时空，焕发出新的时代价值，成为激励和引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奋力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强大动力。
（作者单位：中共江苏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张李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