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阵地、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孕育地之一。100多年前，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这里唤醒民智、传播真理、建立党的早期组织、发动工人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光辉印记。北大红楼、李大钊故居、《新青年》编辑部旧址（陈独秀旧居）、陶然亭慈悲庵等早期革命活动旧址，记录着党的先驱们求索道路、传播真理、开展斗争的艰辛历程。如今，这些地方已成为“打卡圣地”，吸引大批当代青年重温历史事件、追忆革命先驱、接受精神洗礼。2021年6月，我们参加“庆百年华诞 访双奥之城”大型主题采访活动，走进北京这些早期革命活动旧址，进行一场穿越时空的灵魂对话。
矢志救国，“新青年”冲破思想桎梏
“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改观。”这是陈独秀的豪言壮语。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翌年更名为《新青年》），希望以此唤起文化的觉醒和思想的启蒙，从根本上改造中国。以《新青年》出版为标志，新文化运动逐步兴起、席卷全国。1917年1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之移至北京。
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箭杆胡同20号，是《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也是陈独秀当时的寓所。这个院落整体占地面积约250平方米，原有房屋12间，北房是《新青年》的编辑部，南房是陈独秀日常起居场所。走进这个院落，细读过往史料，仿佛穿越时空遇到那些激情昂扬的“新青年”们，置身于新文化运动大潮之中。当时的《新青年》，已由一人主编改为同人刊物。在这里，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参加编辑部工作，并充当主要撰稿人，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编辑部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新文化运动提出“民主”和“科学”两大基本口号，即“德先生”和“赛先生”。陈独秀明确宣告：“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新文化运动还“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启蒙运动和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唤醒了一代青年，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土壤。
一批深受《新青年》影响的先进青年知识分子，成为五四运动的先锋力量。位于五四大街29号的北大红楼，无疑是这场伟大运动最重要的见证地。1919年5月4日，北大学生从这里取出标语、旗帜、横幅和传单，向天安门进发，并很快得到工商界的支持。随后，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声援北京学生，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作为一支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由此，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跨入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
笃定信仰，“播火者”播撒真理火种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直苦苦求索真理的李大钊，敏锐认识到这场革命将对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划时代影响，从中看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希望，对之深入研究、热情讴歌，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播火者”。
北京李大钊故居纪念馆，坐落于西城区文华胡同东段深处。1920年春至1924年1月，李大钊一家租住在这里，也是在故乡之外生活时间最长的一处居所。在这个简朴的住所里，他曾接待过陈独秀、邓中夏、章士钊等众多革命同志和友人。该纪念馆于2021年6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系统展现李大钊在中华大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推动创建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革命实践等方面的卓越贡献。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李大钊这副对联，是他精神风范的真实写照。1918年11月，《新青年》刊登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他在文章中指出，十月革命的胜利乃是“劳工主义的战胜”，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同时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不仅如此，李大钊在他当值编辑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并集中刊发了8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在宣传十月革命过程中，李大钊的思想认识发生重要转变——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19年10月、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第6号上连续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这篇文章在当时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
李大钊笃信马克思主义，并且笃行马克思主义。他深入群众开展工作，始终同学生、工人、农民等打成一片，引领群众一起斗争、一起前进。他生活俭朴、节衣缩食，把大部分收入用来帮助同志，接济贫苦青年，以至于当年北京大学发薪水时不得不预先扣下一部分直接交于他的夫人，以免家中断炊。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既坚持真理，又从实际出发，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必须研究它“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
开展斗争，“革命者”走上建党道路
深信革命的理论，必有斗争的行动。五四运动后，觉醒的中国青年高举思想火炬，毅然投身革命洪流，团结开展反对军阀统治的进步活动。北京陶然亭公园湖心岛高台上，有一座距今700多年的古刹——慈悲庵，曾是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先驱者秘密开展革命活动的场所之一。
军阀张敬尧在长沙主政期间，敌视湖南人民的爱国运动。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领湖南驱张请愿团来到北京，主持“驱张运动”。他召集力量在慈悲庵开会商讨如何扩大驱张斗争的影响。在北京的两个月，毛泽东先后组织了7次请愿活动，多次举办驱张集会，制造驱张舆论。最终，张敬尧仓皇逃离长沙，驱张运动取得胜利。
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国内进步团体不断涌现，但是缺乏统一的组织领导，很难形成斗争的合力。天津觉悟社领导人周恩来为促进各进步团体的联合统一，1920年8月16日在慈悲庵发起召开五团体会议。会议提出结合各地革新团体，成立“改造联合”的动议，并对今后开展斗争提出了一些指导性意见。五团体联席会议促进了各进步团体的联合统一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有力推动了革命事业的深入发展。
陈独秀、李大钊等在革命实践中认识到，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就必须像俄国那样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使其充当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1920年2月，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随后，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两个研究会分别向各地辐射，先后同湖北、湖南、浙江、山东、广东、天津和海外一批受过五四运动影响的先进分子建立联系。
条件日渐成熟，建党势所必然。1920年6月，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党组织。关于党的名称，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定名为“共产党”。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取名“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他们积极推动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以及旅日、旅法华人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历史由此掀开崭新一页。
责任编辑：丁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