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俭朴素、力戒奢靡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传家宝，也是张闻天革命人生、高尚品格的生动写照。他在长期革命实践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表现出的艰苦朴素、严于律己、一心为公的高尚品格，展现了共产党人至高无上的家国情怀和矢志不渝的坚强党性。
勤俭节约的模范
经历过苦难的人，对幸福生活的内涵有着深刻的理解。张闻天出身农民家庭，从小跟随父母参加劳动，养成了勤勉简朴的习惯。特别是目睹了旧中国百姓的穷苦状况，更是增加了他对贪腐的痛恨、对过度物质追求的厌恶。
张闻天一生节俭，他夫人刘英晚年回忆时说：闻天生前十分节约，他穿的衣服，如果衣服领子坏了就只换领子，袖子坏了就换袖子，有时同事开玩笑地说他，一件衣服领子袖子不是一个颜色，真时髦啊！他们两人当年的勤俭办婚礼在当时也一直被传为佳话。
张闻天和刘英结识于长征途中，共同的革命志向和理想让他们走到了一起。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11月7日，张闻天带领中央机关抵达瓦窑堡。当时已到初冬，刚刚下过一场冬雪，但冬暖夏凉的窑洞里，没有一丝寒意。
中央机关在瓦窑堡驻扎下来后，张闻天悄悄对刘英说：“这下子有家了，可以结婚了吧？”刘英微笑着点点头。两人随后在组织分给他们的窑洞里布置自己的新家。博古、邓颖超等同志得知张闻天和刘英要结婚的消息，纷纷前来祝贺。当时延安物质条件十分困难，张闻天和刘英的“婚礼”，没有举行任何仪式，连一块喜糖都没发给大家。两人只是将两个铺盖卷搬进窑洞，放在一起，就算正式结婚了。作为月下老人的毛泽东，决定借着张闻天和刘英这场没有仪式的婚礼，来一场别开生面的“闹洞房”。
毛泽东一踏进张闻天窑洞的大门，就嚷道：“你们要请客！结婚不请客，不承认，不作数……”碰到这种开玩笑的场合，书生气十足的张闻天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只是笑而不答。刘英却泼辣：“拿什么请客呀！又没有钱，又没有东西！”毛泽东心里十分清楚两人的家底和生活素来简朴的习惯，故意不予谅解：“那我就不承认……我倒是真心给你们贺喜来了，还写了诗呢。”说着，毛泽东就念起了自己的贺喜打油诗，在场的人即刻为之鼓掌喝彩，气氛顿时热烈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张闻天依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他到单位上班总是先关电灯，仓库灯亮着也要去关掉，到处关灯。他还说留钱给子女亲戚没好处，给多了会腐败、乱用，他们有本事自己去挣。张闻天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55年，他从苏联回到北京，协助周恩来主持外交部日常工作，夫妻俩将任苏联大使期间结余的12万卢布，折合人民币7万多元，全部上交给了国家。1976年，张闻天在无锡病重，一再嘱咐刘英：“我死后替我把补发给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交给党，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他逝世后，刘英将储蓄4万元连同利息169.6元作为张闻天的党费上交，未给子女留下一分钱。
不搞特殊化的楷模
行动的自觉，来源于认识的深刻。张闻天曾说：“一个党的干部绝不能搞特殊化，干部的亲属只有多为人民服务的义务，而没有比普通老百姓更多的权利！”他长期担任领导职务，严于律己、严格要求子女，始终保持公仆本色。
张闻天有一儿三女，但他从不为任何一个子女谋私利。20世纪50年代，知识青年开始上山下乡。张闻天动员刚从中学毕业的儿子张虹生响应党中央号召，到天津茶淀农场锻炼。两年后，张虹生获准回到北京考大学。因离校时间已久，张虹生对外语没有把握，希望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父亲给直接分管的外交学院打个招呼。张闻天一口回绝说：“你有本事上就上，没本事就别上。”最后，张虹生凭自己的实力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
1956年，政府精简机构、压缩人员编制，张闻天率先把小女儿张引娣从打字员的岗位上精简下去，让她回上海自谋生路。在他的带领下，外交部的精简工作异常顺利，小女儿后来靠自己的能力在自行车厂找到了工作，最终以工人身份退休。
1962年，张闻天送儿子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由于条件艰苦，到新疆没多久，张虹生患上肝炎，便写信向父母要求回北京治疗。张闻天回信写道，“你有什么资格来北京看病？新疆那么多职工得了肝炎，都是在新疆治，肝炎完全可以在当地治，治得好最好，治不好就慢慢来”，告诫儿子不要搞特殊化。张虹生最终理解了父亲，他说，正因为父亲身居高位，作为儿子更要自食其力。张虹生留在了新疆农场，一边劳动一边治疗,在新疆整整呆了15年，结婚生子，没有享受任何作为高干子女的照顾，直到张闻天去世2个月后，张虹生才凭政策调回祖籍江苏，在南京的晓庄农场落户。张闻天说：“革命者的后代应该像人民一样地生活。”正如张闻天所言，他的子女们都在平凡的岗位上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淡泊名利伴一生
对待“名”与“利”的态度是检验一名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无产阶级党性的“试金石”。张闻天无疑是这方面的楷模。遵义会议上，当时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但张闻天非常谦虚，一再推辞。直到中央常委会作出决定，张闻天才挑起这副担子。在党内，张闻天一生竭忠尽智为党和人民工作，始终坚持集体领导，遇事总要征求大家意见，经过讨论后再作结论。他不争名，不争利，能上能下，从不计较个人的荣辱进退。
从1935年2月起到1943年3月政治局会议推举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书记止，长达８年的时间里，张闻天曾两次主动让位。一次是长征途中，张国焘借故不执行中央北上的决定，提出军事领导问题，为了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张闻天主动表示要让出自己担任的党中央总书记职务。另一次是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曾向毛泽东表示“把总书记一职让掉”,推举毛泽东为党中央总书记，但是毛泽东没有接受这个提议。毛泽东认为，张闻天作风民主，能顾全大局，继续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更有利于工作，“暂不议此事为好”。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张闻天兼任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把主要精力放在抓宣传教育方面。后又担任了中央马列学院院长，专心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由于张闻天佩戴深度近视眼镜，学识渊博，理论水平高，加之他毕业于苏联红色教授学院，读书期间担任过中山大学的兼职教员，党内同志经常称他为“红色教授”。王震曾回忆说：“在延安，毛主席一次同我谈话，说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我把毛主席的话告诉了闻天同志。闻天同志连声说：‘这是对我的最好评价’。”
1955年，张闻天从驻苏大使任上回国，担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因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由中央办公厅按级别待遇配车、配警卫员。张闻天谢绝为他配备高级的“吉斯”车，说有一辆“吉姆”就很好了；他还拒绝为他配备一个班的警卫，后来减半为6人。刘英随同回国后，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人事司司长，论级别也是高级干部，应配备专车，张闻天以两人上下班可以一同走为由，提议撤销了刘英的专车，表示另有公务时再临时要车，不必浪费。
张闻天一生为党为民，清正廉洁，始终牢记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他常说：“我始终相信一个人的主张和行动，如其希望对于他人有丝毫的影响，有一分的效力，非有高尚的人格不可。”
（作者系中共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老干部局局长）
责任编辑：张李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