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到1934年，中央苏区曾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节省运动。初衷是为了克服战争环境下物质和经费短缺的困难，但产生的影响要远大于此。在极度艰苦困难的革命斗争条件下，以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吃苦在前而开展起来的群众性节省运动，不仅为革命战争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而且为我党培育了“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的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中央苏区节省运动的伟大实践，为新时代进一步传承勤俭节约的基因血脉提供了借鉴。
通过节省运动培养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动军事“围剿”和进行经济封锁，使得中央苏区原本就相当紧张的财政经济更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发布通令，号召各级政府务须立即开展节省运动，以帮助红军发展革命战争。要求所有地方政府的预算支出、杂费等，必须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工作人员须一律裁减，甚至一张纸、一支笔都不得浪费，以免多耗经费。
1932年7月，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拟训令强调，“政府中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如客饭、办公费、灯油杂费，都须尽量减少”，“并可以养成苏区中更加刻苦、更加节省的苏维埃工作作风——这是万分必要的”。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毛泽东进一步发出了“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的号召。
中央政府各机关迅速响应，立即制定节省计划，提出“减少办公费四分之一”，实行每日吃两餐饭制度。其他各省、地机关和团体纷纷跟进，相继开展“节省每一个铜板”运动，自觉开荒种菜，节约粮食，精打细算，节省开支，过起“紧日子”。
各级政府领导人率先垂范，身体力行。曾任毛泽东秘书的谢觉哉回忆，当时毛泽东每天的生活标准只有三钱盐、二钱油，每餐一小碗饭，伴着清汤菜水，总是几口就吞完。谢觉哉常想将自己碗里的饭菜多拨给毛泽东一些，却总被毛泽东摆手拒绝。毛泽东每每工作到深夜，按规定他的油灯可点三根灯芯，但他坚持只点一根。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也与苏区军民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过着“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生活。
为了响应政府号召，1934年3月，中央苏区机关报《红色中华》发出四个月节省经费80万元的公开倡议。倡议发出后，担任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党团书记的陈云和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的邓颖超等23位从白区来的领导同志，很快写信给报社说，为着革命战争胜利，“我们愿意每天节省二两米，使前方红军吃饱，好打胜仗；今年，公家不发我们热天衣服，把这些衣服给新战士穿。我们要求其他白区来的同志，和在苏区分了田的同志，都同我们一起，来响应红色中华的节省号召”。信件发表后，得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等人的积极响应，他们开始自带伙食去机关就餐，其他苏区干部也纷纷效仿。
在节省运动中淬炼形成的厉行节俭的好作风深受苏区人民的认可。他们用客家山歌“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饭包去办公”，形象地唱出广大干部在节省运动中所展现的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精神风貌。
使群众了解节省运动的战斗意义
在各级党政机关的带动下，群众参与节省运动的热情高涨。苏区党和政府号召“将这一节俭运动在群众中作广大的宣传，使他们了解节俭运动的意义，都积极实行节俭，储蓄粮食，热烈的自动的来帮助红军和革命战争的发展”。
1933年4月，毛泽东将时任云集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兼区委书记的朱开铨请来，对他说，“前线红军需要粮食，现在库存的粮食不多，吃不到新粮下来，让我们云集区带个头，号召每人节约3升米，云集区28000多人，就可以节约840多石米，这对前线是个大支援”。朱开铨回到区里后马上进行动员。叶坪乡及其所在的云集区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已顺利完成查田运动。通过查田，群众的觉悟大大提高，革命的热情也大大激发出来。当大家听说毛主席发出号召，无不积极响应，家家捐献，人人出粮，3天之内共捐出1000多石，超过原计划的1/4。在云集区的模范作用带动下，瑞金全县8个区、28万人，在短时间内就捐出9000多石米，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
1934年4月19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就节省运动发出给各省、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团及后方各军事机关负责同志的指示信。信中指出，开展这一运动，“必须依据于深入的广泛的群众动员”，“也要使他们完全了解节省一切给予战争的战斗意义”。经过广泛深入的宣传鼓动工作，群众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会昌县的群众听说政府工作人员每天节省二两米后，感叹道：“政府人员一天吃两餐，还节省二两米给红军，我们一天吃三餐，更应当节省呀！”在兴国上社区，群众甚至开启节省竞赛，有的少吃油盐，有的不做衣服，有的多做劳动，如挑担、卖柴、种菜等等，“每人节省十斤八斤二十斤不等，即如去年春天就节省了一千二百多担谷子，今年也正在开始着”，“才溪区也可以说是节省的模范，他们的区苏维埃工作人员每月自带伙食四天，群众则每月节省半升谷子，最近已节省了二十余石，其他的节省办法如种菜卖柴等也普遍地进行了”。由于群众热情高涨，仅3个多月，就节省并捐献粮食达30余万石，极大支援了红军反“围剿”作战。
将节省运动与反贪污浪费结合起来
节省运动开展的同时，临时中央政府强调，“防止贪污的发生，是节省运动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必须将节省运动与反贪污浪费结合起来，认为“这应该是保障节省运动成功的主要前提”。
节省号召刚发出,《红色中华》就指出,在节省运动中,谁要是浪费一文钱,都是罪恶。若是随意浪费,那实际是破坏革命战争。至于吞没公款、营私舞弊等贪污行为,就非用纪律制裁不可。为此，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33年12月15日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明确规定：凡因玩忽职守而浪费公款，致使国家受到损失者，分别情况处以警告、撤职以至一月以上三年以下监禁。对贪污的制裁则更加严厉：贪污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以两年以上五年以下监禁。工农检察部还设立控告局，悬挂控告箱，规定凡苏维埃公民都有权向控告局检举揭发贪污浪费情形。
为了造成更大声势，《红色中华》在其开辟的“节省战线”专栏中，经常报道反贪污反浪费斗争的消息,同时对贪污浪费行为进行曝光。为从制度上杜绝贪污浪费,各级都建立审计委员会,监督检查财政收支执行情况。由于声势大、制度严、措施当,反贪污反浪费取得了显著成绩。揭露出了一批不法分子并处以严刑。1934年3月6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于都县苏维埃主席熊仙璧因贪污渎职被逮捕，临时中央政府组织特别法庭对其进行审判，随后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特别法庭判决书特字第一号，有效震慑了不法分子。通过对贪污浪费行为的整治，进一步净化了中央苏区的政治生态，持续加强了苏区干部的作风建设，缔造了“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有力保证了节省运动的顺利进行。
中央苏区的节省运动虽然已经过去80多年，但过“紧日子”的思想观念永远不会过时，正如老一辈革命家董必武所言：“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回顾中央苏区节省运动的历程，吸取其成功经验与做法，依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常州大学怀德学院）
责任编辑:张李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