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是中国共产党立规矩的地方。西柏坡时期是中国革命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党中央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并取得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最忠心的、全心全意的拥护，我们就将不能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而且不能保持已得的胜利。今天，重温这段历史，回顾西柏坡时期党的纪律建设实践，对于新时代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具有重要意义。
建立党内请示报告制度，维护党中央权威
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请示报告制度的建设，我们党在成立初期就认识到请示报告制度的重要性。由于受长期革命战争客观条件的限制，党中央允许各地方党和军事领导机关保持相对的自主性，有效克服了当时的实际困难，把中国革命推向了全国规模的胜利，但也产生了某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损害了革命事业。1948年1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明确提出“必须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要自己动手，不用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外，每月还要作一次成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3月25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提出三项具体补充。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谈了“加强纪律性，克服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的问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特别指出，凡决定权完全属于中央的事项，中央已有决定的，各地必须严格遵守并正确执行。凡在执行中遇到困难及特殊情形或有不同意见，均可向中央说明理由，提出意见等候中央批示，但不允许擅自修改。在执行中遇有特殊原因不得不权宜处理的情况下，可变通办理，但事后必须请求中央追认。党内请示报告制度的建立，保证了中央相对集中的权力，对统一全党全军意志，提高战斗力，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真正做到了“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健全党委制，完善党内工作和决策机制
集体领导是党的最高领导原则之一。建党伊始，我们党就要求各级领导机构实行委员会制。由于当时游击战争的特定情况，在实际工作中，个别人决定重大问题的现象时有发生。1947年7月28日，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委员会条例（初稿）》，营以上单位全部恢复了党委制。1948年9月，毛泽东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进一步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要求“从中央局至地委，从前委至旅委以及军区（军分会或领导小组）、政府党组、民众团体党组、通讯社和报社党组，都必须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地委、旅委以下的党委亦应如此”，“高级领导机关的部、委、校、室，亦应有领导分子的集体会议”。为避免走向极端，毛泽东同时强调，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这促进了民主与集中的有效统一。这个决定尽管只有500多字，却总结了我党实行集体领导的成功经验，对于建立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集体领导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中共中央注意到有了正确的规章制度，不等于是健全了党委制，如果没有正确的方法作指导，还是要发生问题的。为此，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总结报告中，系统阐述了党委会12种工作方法，阐明了党委会在集体领导的原则下如何做好工作。这些规定，创造性地解决了领导集体与领导者个人、民主与集中等方面的问题，加强了党的纪律性，提高了战斗力，从而保证了党的路线和各项政策的贯彻执行。
提出“两个务必”“六条规定”，防止党腐化变质
1948年至1949年是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时刻。三大战役取得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已成定局，建立新中国的任务提上日程。面对这个重大历史转折，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深刻认识到，必须使全党同志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经受住执政考验。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毛泽东分析了因为巨大胜利可能出现的四种情绪，即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全会特别警戒全党同志不要骄傲自满，不要被人们的无原则的捧场所软化。毛泽东鲜明地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此外，七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六条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与马恩列斯平列。这些在新中国即将成立之时立下的规矩，为的是使全党同志在新中国建立后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成为共产党人时刻警醒、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良药。
修订重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明人民军队纪律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断攻克大城市，为避免接管城市时发生违纪现象，1947年10月10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重新修订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重新统一规定了具体内容，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不虐待俘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从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命令的形式固定了下来，成为全党全军必须遵守的纪律。在即将迎来全国解放之际，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制定严格的转移纪律、南下纪律、入城纪律成为当务之急。1949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等专门组织召开会议，探讨进京途中的纪律问题，制定了《机关、部队转移前后应遵循的事项》，详细指明了转移过程中的纪律要求，入城守则明确提出“三讲究”“四不”“五要”。1949年4月11日，朱德总司令对即将南下的第四野战军高级干部作报告，要求人民解放军积极准备迅速南下渡江解放全中国，指出南下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其中第一个就是政策与纪律问题。通过教育引导，广大指战员增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意志。1949年4月25日，毛泽东、朱德签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宣布部队必须纪律严明，公买公卖，不许妄取民间一针一线，强调城市纪律的好坏，首先在于入城部队纪律的好坏，特别是干部与接收干部能否忠实执行城市政策与能否严格遵守入城纪律，要求在入城前，必须深入接受城市政策的教育，以及入城纪律的教育与接管城市的经验教育。这一时期广为流传的“锦州苹果”“解放军露宿上海街头”的故事，展示了人民解放军“文明之师”“威武之师”的良好形象以及中国共产党人优良的工作作风。
西柏坡时期党的纪律建设，是夺取全国胜利、建设新中国的重要保障，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面对时代新“考卷”，党员干部必须始终严守纪律规矩，永葆清正廉洁，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作者系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省委党校基地特聘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李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