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贸易是世界贸易中最具活力的部门。特别是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大趋势下，全球价值链与技术的发展必然会越发地以服务方式呈现。在2010年至2019年的十年中，全球服务贸易平均增速是货物贸易增速的两倍，其占比和地位稳步提升。但是，服务贸易中政策壁垒和监管差异、治理水平方面的成本占比达31%，比货物贸易高出18个百分点，阻碍了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进程。因此，降低服务贸易制度性成本，推进服务贸易规则重构，成为当前全球服务贸易领域的重要内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正在“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如何对标国际经贸新规则，加快推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是以开放强省为目标的江苏必须回答的课题。
苏州工业园 摄影 赵雪屯
一
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贸易规则正处在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中，特别是数字贸易等新兴服务贸易领域，相关贸易新规正在多方博弈中孕育形成。
多边体制下服务贸易“国内规制”达成新共识。2021年12月2日，中国、美国、欧盟等世贸组织67个成员共同发表了《关于完成服务贸易国内规制谈判的宣言》，确认服务贸易国内规制联合声明倡议谈判顺利完成，宣布达成《服务贸易国内规制参考文件》，决定参加方在1年内完成各自正式核准工作。这一谈判成果的核心内容就是提出了服务贸易相关措施应符合客观和透明的标准、程序公正与合理要求，且不在男女间构成性别歧视等。由于国际服务贸易的交易成本通常是传统货物贸易成本的两倍，且成员内部规制因素带来的成本占40%以上，因此，这一谈判成果预计将为全球企业参与国际服务贸易每年节省约1500亿美元成本，尤其惠及中小微企业。同时，金融、商业、通信和运输服务业收益也会较为显著。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将获得进一步发展。
服务贸易开放度进一步加大。今年元旦刚刚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虽然沿袭了《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传统的服务贸易四种分类，但是其整体开放度已大大超过GATS。以中国为例，中方承诺开放的服务部门数量在加入WTO承诺约100个部门的基础上，新增了研发、管理咨询、制造业相关服务、空运等22个部门，并提高了金融、法律、建筑、海运等37个部门的承诺水平，达到了我国服务贸易开放的最高水平。在开放方式上，不仅有7个成员方采用了较高水平的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开放方式，而且，其他8个采用正面清单开放的成员方也分别承诺在RCEP生效后一定时间内要转为负面清单开放，并且所有开放是棘轮式的不可逆转。RCEP对金融、电信和专业服务贸易，以及自然人临时移动方面都做了较高水平的规定。而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为代表的另一类自由贸易区（FTA），虽然在体例上没有参照GATS，但是，服务贸易自由化及其相关规则被公认为是其最重要的成就之一。CPTPP协议全部30章内容，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章节与服务贸易有关。特别是第10章关于跨境服务贸易的规定首次提出了“禁止当地存在要求”，突破了GATS的义务框架，为跨境数字贸易快速发展提供了全新发展机遇。
数字贸易规则现已成为各国博弈重点。随着全球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数字贸易规则成为多边体制和区域组织共同关注的热点。从2019年开始，先后有86个WTO成员方加入电子商务诸边谈判，对电子商务的传统问题和数字贸易新规则加以谈判。同时，主要经济体正通过形式多样的FTA加紧争夺数字规则制定的主导权。《美墨加三国协定》（USMCA，即新版北美自贸协定）主张在全球数字贸易中推行数据自由流动和存储设施的非本地化，强调数字贸易领域知识产权保护。欧盟重点关注对跨境数字服务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问题，同时也高度关注数字垄断问题和公民个人隐私保护。新加坡、新西兰和智利则在2020年缔结了《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以解决数字经济中的关键问题，其包含十六个模块的数字经济监管框架，使DEPA在数字贸易规则领域走得比USMCA更远。RCEP不仅在电子商务条款中明确规定“商业信息跨境自由流动”，而且鼓励和推广电子签名和电子认证。我国在2020年的全球数字治理研讨会上提出发起《全球数据安全倡议》，致力于为加强全球数字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服务贸易新议题在FTA谈判中差异化向前推进。谁拥有了服务贸易规则制定权，谁就拥有未来。服务贸易对全球经济发展意义重大，世界贸易组织预测，全球服务贸易占比将由当前的22%提升到2040年的33%以上。美欧日等服务贸易竞争力强的国家，把一些超越GATS规定的服务贸易新议题不断带进FTA谈判，竞争政策、国有企业、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权益、环境问题等成为发达国家主导的FTA框架的基本标配，并正在促使他们成为多边规则体系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以USMCA中“毒丸条款”为代表的带有单边主义、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色彩的贸易规则开始出现，国家安全条款被泛化，国际服务贸易面临更多不确定性。
全球服务贸易规则重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必然趋势。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信息通信、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广泛应用，催生大量经济和服务贸易新业态，而新冠肺炎疫情又加速了供需两端数字化转型。跨境贸易、在线教育、远程医疗、视听服务、离岸研发等新业态、新模式等都需要全新的服务贸易规则。此外，在全球价值链贸易深化发展的过程中，制造业服务化已经成为明显的趋势。“微笑曲线”两端的研发、设计、包装、维修、检测、物流、金融、营销、品牌推广、会计、法律等一系列与制造相关的生产性服务环节成为企业竞争和利润最大化的焦点。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呼唤更多、更新、更全的贸易规则。
二
江苏服务贸易发展综合实力位列全国第四，服务外包产业规模连续12年居全国首位，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快速增长。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江苏服务贸易仍取得不俗成绩。2020年，中国（南京）软件谷入选首批12家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首批14家省级服务贸易基地和75家省级服务贸易重点企业获认定；“云聚江苏·服务全球”云上对接交流大会，达成服务贸易意向成交额近4亿美元……作为开放型经济强省，江苏更要对标高标准国际协定，主动探索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一是深入研究“国内规制”谈判成果，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国内规制谈判成果落地实施指日可待。江苏服务业企业，特别是具有传统优势的工程承包、建筑服务等领域，拓展海外市场的便利性将极大提升。同时，咨询服务、广告服务、商贸服务、分销服务等新兴服务行业也将有机会进一步“走出去”。围绕完善江苏企业境外投资平台建设，建立多样化的江苏企业海外争端解决援助机制、海外投资担保机制、海外融资机制，为江苏服务业企业走出去提供坚实的后盾保障。但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由于中国是谈判主要推动者，为落实谈判成果，政府势必会不断优化与服务贸易有关的许可审批流程，提高政府监管的透明度和便利性，减少相关服务贸易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成本和壁垒，改善中国服务贸易的营商环境，推动中国服务业制度型开放。简言之，把“放管服”改革做到极致。在此背景下，江苏服务业开放水平势必进一步提升，特别是电信、运输物流、医疗健康等领域的开放将进一步扩大。因此，省内相关领域的服务企业有可能在家门口面临更强劲的外国竞争者。相关部门要及时跟踪服务进口的情况，并跟踪研究其是否对国内相同服务业及其服务提供者造成损害，逐步探索建立健全服务贸易保障措施制度。
二是利用江苏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优势，探索服务业特定领域的制度创新。中国已经正式提出要加入CPTPP和DEPA，无论是数字规则、竞争政策还是人员流动限制，对我们而言都是重大挑战。首先，江苏要利用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探索构建数据跨境安全快捷流动机制，如数据分级分类管理，数据有序出入境等。根据数字经济发展的特点，进行数字确权，建立数据交易制度，真正实现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价值，把江苏打造成具有全球吸引力的数字开放合作高地。其次，积极探索竞争中立的市场环境，保护所有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再次，在现有外国人才资质认证改革的基础上，推动长三角一体化乃至全国一体化的外籍人才专业资质认证的便利化。如借鉴海南自贸港首张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相关内容，学习深圳在6大领域20个子项中对境外职业资格认可的创新探索，在荟聚全球人才上走出江苏自己的路子。最后，借鉴OECD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简称STRI），构建自贸区服务贸易营商环境优化指标体系。着力从对外资的市场准入限制、人员流动限制、其他歧视性措施和国际标准、妨碍竞争的措施以及监管透明度要求等服务贸易行业的5类壁垒，逐个对标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
三是加快服务贸易出口载体建设，推动现代服务贸易快速发展。高质量建设好无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14家首批江苏省服务贸易基地、江苏省通信服务有限公司等75家首批江苏省服务贸易重点企业。不断拓展特色服务出口基地，尽快形成江苏省服务贸易（出口）载体梯度培育体系，在数字服务、生物医药研发服务、中医药服务、文化服务、旅行服务、检验检测服务、工业设计服务、物流运输服务、船舶海工设计及维修维护服务、工程承包及建筑服务等10个领域开展省级服务贸易基地和重点企业确认工作。
四是抓住规则重构的机遇，推动更多服务企业参与国际规则制定。规则和标准是国际竞争力的体现。积极鼓励省内有实力的企业不仅与国际标准和规则接轨对标，更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积极开展国内国际标准转换，补齐国内标准短板，推进内外销服务产品同线同标同质。
（作者系苏州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东吴智库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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