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三月，明州（今浙江宁波）知府兼沿海制置使范成大被任命为建康（今江苏南京）知府兼江南东路安抚使。范成大（1126—1193），平江府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不仅是与陆游齐名的中兴大诗人，更是一位政绩卓著的官员，此前曾出任广西经略安抚使、四川制置使，并被擢升为参知政事。
四月十三日，范成大到任建康，等待他的是一场巨大的考验。是年暮春，建康少雨，土地龟裂，禾苗枯焦。淳熙八年成了一个大灾之年——旱情严重，蝗灾继发，粮食严重歉收。刚到任的范成大采取了一系列举措赈灾安民，被后人赞誉，“凡荒政之大略具是，一一皆可法者。”（黄震《黄氏日抄》）。
多方筹集赈灾物资
范成大首先发动商贾捐钱，以应对朝廷的夏税；又上奏宋孝宗，如实汇报灾情，请求蠲免其余租税，最终得从所请，建康府被免除三分之二的份额。大旱之年，粮食短缺，为避免饿殍遍野、社会动荡的局面出现，范成大千方百计筹措米粮。他请求朝廷调拨救济物资，但此年其他各地也灾情多发，《宋史·孝宗本纪》记载：“是岁，江、浙、两淮、京西、湖北、潼川、夔州等路水旱相继。”朝廷粮食储备不足，顾此失彼。在此情形下，范成大奏请暂借军备储粮以活民口，得军储二十万石；又请借广济仓等处的陈米赈饥民；同时鼓励民间粮食买卖，上游江西、湖北过来的米船一律免税。对于一些趁机作乱的江洋盗贼，范成大则设计捕获，确保粮食运输安全，“盗发柴沟，去城二十里；又劫江贼徐五，称静江大将军，公皆设策捕获”。
建康府最终筹到赈灾粮食共计米三十万石，谷二十万石。参知政事周必大在致朱熹的书信中写道：“范金陵又画旨赈济之，赏米到即行，不候毕事，尤可示劝。更望印榜晓谕，恐村落不能遍知耳。”救济粮一到，不等核准细数，立刻组织发放，唯恐寒冬来临，灾民忍饥受冻，为活命背井离乡，逃荒要饭，救之不及。并在村落中张榜公告，力求每家每户知晓。这一年，由于赈灾粮及时到位，建康五邑（上元、江宁、句容、溧水、溧阳）总计四万五千四百余户受粟，没有发生一例流徙。
劝种二麦生产自救
靠朝廷赈济并非长久之策，要从根本上解决饥荒问题，关键还得抓紧粮食生产。淳熙八年（1181）九月，孝宗诏令借贷麦种给百姓耕种，“九月庚辰，命诸路提举司贷民麦种”。麦子是北方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比水稻抗旱性更强。宋室南渡之后，随着大量中原人口南迁，江南地区也逐渐种麦，以冬小麦为主，秋季播种，夏初收获。在长城以北还种植春小麦，开春后播种，生长周期更短，但因产量不高，且影响更为适宜的稻作生产，宋代江南地区很少种植。
范成大与建康府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郭刚进行调查研究，建议为预防来年旱情重现，有必要增大耐旱春小麦的种植。淳熙八年（1181），建康府上元县便种了冬、春两季麦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稻作减产的损失，缓解了部分灾情。范成大派人将这两季麦子送到行都临安，并修书给右丞相王淮，大力推介春小麦种植经验。十二月，王淮等人奏请孝宗，劝种二麦。《宋史全文》记载：“十二月甲子，进呈范成大具到上元县所种二麦。王淮等奏得成大书，谓春麦惟郭刚能言之，盖北人谓之劫麦。”淳熙九年（1182）初，孝宗下诏江、浙等地广泛种植二麦，“内出正月所种春麦，并秀实坚好，与八九月所种无异。诏降付两浙、淮南、江东西漕臣，劝民布种。”在特殊的大灾之年，范成大因时制宜，积极倡导补种春小麦，使灾后的粮食产量有了一定保障。
遣返安置外来流民
由于赈济有方，建康府并未出现饥馑流徙现象，但是周边灾民不断涌入，并有越过长江甚至宋金界河——淮河继续向北方流动的趋势。在宋金对峙的历史时期，灾民流移不仅是社会民生问题，还会引起双方争端和军事交锋。身兼江东安抚使的范成大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沿长江各渡口进行部署，凡愿意归业耕种者，即量支钱米，免收渡钱，并告知返乡后可减免赋税，以期及时遣返流民。“沿江渡口，流民过淮处，如建康之靖安、东阳、下蜀、大城冈、马家等渡，太平州采石、大信、荻港、三山、上湾等处，池州铜陵、东流、池口等渡，皆差官给粮，津发其回。”对于从陆路过来的流民也同样处置，“近渡路口，如建康界湖熟、金陵镇、路口、桐井四处，复为之邀接津遣。其自两浙来者，多自饶州石门取路，亦置场给论。”（黄震《黄氏日抄》）
尽管如此，仍有不少流民无力或者不愿返乡，范成大责令安置在诸寺院及空闲廨宇处，并借鉴北宋时期范仲淹救济吴中灾荒的经验，借用廉价工力，修缮重建凤凰台和新亭两处古迹。凤凰台是南朝刘宋元嘉年间王顗所造，无数文人墨客登临题咏，著名者如李白《登金陵凤凰台》：“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据《景定建康志》记载，北宋大中祥符年间，建康府在凤凰台上修建楼亭。南宋建炎年间毁于兵火，逐渐荒芜，但诗作尚流传。建康城南十里、石马山之阴的崇因寺，为新亭旧址，东晋初年，南渡之士常聚饮于此，相视流泪，留有著名的新亭对泣的典故。范成大在赈灾救荒期间，着手组织重修凤凰台、新亭，亲笔题榜立碑，恢复华夏文化原有气象的同时也组织利用好了流民的工力。
协调完善赈灾机制
在抗旱救灾过程中，范成大也发现了一些机制上的弊端，比较突出的是设在当地的粮仓如转般仓、大军仓归淮西总领所管制，朝廷分拨的赈灾粮入库后州府无权调配，产生诸多不便。范成大上奏朝廷论及此事，淳熙九年（1182）七月九日，孝宗颁旨，将粮米调配权直接交给地方政府，“诸路州军，应有朝廷米斛去处，专委守臣认数桩管，总司不许干预”。范成大依旨桩管建康府粮仓，开始盘点存粮。却发现粮米虽由守臣调度，粮仓监官合干人等却隶属淮西总领所，无法指挥与监察。范成大上奏请求将粮仓人员亦隶属州府。在盘点完大军仓存储量之后，范成大比勘账目，发现亏欠八万六千余斛。淮西总领所将有关人员押送建康府衙司，等候断罪备偿。范成大再上札子，认为大军仓已创建几十年，有自然损耗，且之前一直未能彻底清点，所欠粮数并非都由现职人员造成，故请勾销欠负，不再追究。札子云：“若绳以三尺，则根株断、罪徒配，犹为轻典。案后备偿估籍，不足充数。缘情有可矜，理有可察，臣辄冒昧奏闻，伏望天恩详酌，特降指挥，施行取进止。”灾荒之年，社会稳定尤其重要，范成大建议孝宗宽大为怀，安抚民众，孝宗一一诏从。至此，建康府的赈灾机制进一步完善，为后续措置荒政提供了顺畅的路径。
范成大在淳熙八年（1181）的严重旱灾中，通过实施一系列切实可行的赈济举措，确保了当地社会稳定、百姓平安，建康府恢复农业生产并顺利渡过难关。
（作者系江海学刊杂志社编辑部主任，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李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