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北上抗日，开始长征。奉命留守的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同苏区人民一起，在以项英、陈毅为主要领导人的中共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和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下，就地坚持斗争。在此前后，南方其他苏区军民，也因红军主力转移或斗争形势恶化，相继转入游击战争。从1934年起至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江西、福建、广东（含今海南省）、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河南8省15个地区的军民，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在阶级矛盾尖锐、敌情严重、环境恶劣、斗争残酷的条件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南方各游击区“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留守苏区的共产党人坚守阵地，坚持斗争，持续不断地强化革命气节教育，保存了革命的火种，完成了党交予的任务。他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铸就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为今天涵养共产党人的风骨、气节、胆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重视政治形势和革命前途教育，坚定革命必胜信念
主力红军长征前，战略转移作为军事秘密没有对部队、群众公开和解释，直到主力部队湖南突围，中央分局才公开。在中共中央的要求下，中央分局开始调整原阵地战战略，但由于仍采取大兵团作战，部队损失很大，队伍涣散，逃跑现象严重，部队内部普遍存在急躁盲动与悲观消极现象。在敌重兵“围剿”下，主力红军离开仅一二个月时间，中央苏区就全部沦陷。1935年2月，留守红军开始九路突围，大多数遭到失败。3月底，项英、陈毅率部分游击队员转移到赣粤边。为克服部队存在的急躁冒进和悲观消极情绪，坚持游击战争，4月上旬，中央分局和赣粤边特委召开长岭会议，分析当前的政治形势，指出革命的前途。对于悲观失败情绪，项英指出：“中央苏区虽然丧失了，但红军主力的存在和游击战争的进行，必将推动新的形势的到来，中国革命正在新的条件下向前发展，那种认为中国革命失败了的悲观情绪是错误的。”对于急躁冒进情绪，陈毅耐心地正面开导：“这些留下来的同志虽然数量不多，但这是革命的‘血本’，是经过大风暴锻炼过的革命种子。保存一个战士，将来局面开展了，可以当连长、营长；保存一个县委书记，将来可以搞一个省委，怎么能放在炮筒子里轰掉呢？”陈毅正确地分析了政治形势，敏锐地把握国内重大事件，科学地作出预测。他既强调革命的现实是困难的，同时又指出目前还不是最困难的时候，应该保存革命力量，蓄势待发。“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由于红军还有强大的力量，加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趋尖锐，民族矛盾急剧恶化，抗日战争必定爆发。”“抗日战争爆发，现在几个人可以成立几十个人的队伍，几十个人可以成立几百个人的队伍，几百个人就可以成立几千个人甚至几万人的队伍。”“我们正确的路线是：保持干部，保持游击队，保持政治旗帜。”会议一致通过“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方针。长岭会议既是一次政治形势教育，又是一次革命气节教育，成为南方游击战争的新起点。广大红军指战员坚定了必胜的革命信念，增强了坚持游击战的勇气和信心。为进一步加强对干部、战士的教育，项英还亲自编写了形势任务的讲话材料以及阶级教育和气节教育的提纲，印发各游击小分队和每个工作人员。经过学习讨论，干部战士们更加明确了斗争前途，增强了必胜的信心，为迎接更加艰难的任务，打下了思想基础。最终，在项英、陈毅和赣粤边特委领导下，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大规模“清剿”，保存了自己的力量，巩固和发展了游击区。
领导率先垂范和群众衷心拥护，感召革命队伍
在领导游击战争中，各级领导干部在斗争、生活和纪律上都以身作则，以模范行为激励感召着广大指战员。项英和陈毅都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经受过大革命失败的严峻考验，革命信念坚定。他们经常给队员作报告，分析形势，讲解政策，指明前途。陈毅跟游击队员说：“我走，到上海，马上穿起西装，很舒服。再到西北找关系很容易，我的关系很多。但我不能走，我的任务在这里。我们在这个地方，不是为了逃命，也不是为了吃苦而吃苦，而是为了革命，为了中国劳苦群众的解放。”他在指挥战斗之余，还以笔为枪，写下了《梅岭三章》《赣南游击词》等15首脍炙人口的诗篇，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指战员克服困难、勇于斗争、不怕牺牲的革命斗志。在残酷的斗争中，阮啸仙、刘伯坚、李天柱、蔡会文、李乐天、曾纪才、徐彦刚、马德明等一批领导人身先士卒，用自己年轻的生命、不屈的身躯诠释了共产党人为革命奋战到底的崇高气节。他们的献身精神激励着广大指战员前赴后继，视死如归。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中对此作出高度评价：“他们的长期艰苦奋斗精神与坚持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来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
与此同时，在长期的革命斗争现实中，广大老百姓认识了共产党，衷心拥护共产党。他们千方百计支持共产党，支援红军游击队。敌人把老百姓抓来吊打、压杠子，没有一个老百姓叛变。为了让战士切身体会敌人的凶残和老百姓革命气节的可贵，部队干部把战士带到老百姓家里去。看到乡亲们有的被打断手、打断腿，有的被打掉牙、被烧了房子而毫无怨言，战士们深受感动，纷纷表示一定好好干革命，坚持游击斗争，不辜负老百姓的支援。陈毅在其回忆文章写道：“老百姓教育了我们的游击队，教育了我们的工作人员。”
坚决打击叛徒和说服教育相结合，纯洁巩固革命队伍
在南方恶劣的游击战争环境和国民党的威逼利诱下，党内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叛变事件的发生。在恶劣的游击战争环境下，有的人动摇、逃跑，甚至叛变投敌。为了纯洁和巩固革命队伍，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对于那些危害革命的叛徒坚决实行镇压，另一方面主张靠耐心细致的教育方法来巩固内部。
对叛变投敌，中央分局坚决打击和惩办。早在1934年12月20日，中央政府办事处就颁布《紧急命令——动员工农群众，积极击杀革命叛徒》。《命令》严格区分五类人，对“革命叛徒”“反动分子”，概处以死刑，没收本人及其家属的全部财产，对知情不报，或与叛徒案有关系的分子，则分别轻重处以死刑或驱逐出境。同时指出，对叛徒要严厉，对被欺骗群众要争取，号召工农群众及红色指战员击杀革命叛徒及反动分子。
因叛徒带领敌军“清剿”赣粤边，项英、陈毅、杨尚奎等领导人差点被捕，酝成了红军游击队遭受重大损失的北山事件和梅岭事件。为吸取教训，减少和杜绝红军游击队内部的叛变逃跑现象，1936年4月，项英起草了长达6000余字的《关于开展反叛徒斗争讨论大纲》，以中共赣粤边特委的名义，发至红军游击队和各地党组织学习讨论，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开展反叛徒斗争。《讨论大纲》分七个部分：革命是残酷的阶级战争。革命是推翻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行动和斗争，是工农群众解放的出路；要革命就要有坚决斗争的决心和为革命流血牺牲的精神。要坚决斗争就要有坚定的信心，愿意吃苦耐劳，不怕任何困难；流血牺牲是革命的光荣事业。革命的胜利是靠革命战士的流血牺牲争取来的；流血牺牲的精神是推动和争取革命胜利的伟大力量；背叛革命是可耻的行为。叛徒是革命的罪人，是革命的最凶恶敌人；叛徒的发生及其末路。叛徒的发生是革命投机分子和不坚定分子的产物，其下场必将受到革命的制裁；开展反叛徒斗争与消灭叛徒。每个部分还附有讨论题目，共提出了24个讨论题。阶级教育和革命气节教育在赣粤边各游击区推行开来。经过广泛的学习讨论，广大红军树立了以坚持斗争，不怕牺牲，争取胜利为荣，以背叛革命，出卖革命为耻的共产党人的气节观，推动了革命胜利发展。
与此同时，面对敌人的“清剿”，留守部队坚持通过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稳定和巩固部队。项英在他的《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一文中说：“在这样斗争的环境不得不耐心地教育，避免直接批评，用闲谈的方式，绕圈子的说法和暗示以争取他们。”“其结果有很大的成就，只有不可挽救的少数家伙终于叛党脱离革命。”北山事件后，游击队内部一些没有经历过严酷考验的人，悲观失望情绪滋长，有的不辞而别，有的留贴告别，个别投敌叛变，严重影响内部团结。项英、陈毅及时召开了一系列大小会议，把北山事件的详情向大家公开，深入剖析和批判龚楚、何长林，组织讨论，吸取教训。在赣粤边特委机关和游击队干部会议上，陈毅指出：“叛徒这东西也是环境形成的，一种是自愿叛变的，一种是逼成的。”“革命要靠觉悟，靠自愿的，不能强迫，不能逼人家革命，捆绑也不能搞革命。”针对程度不同，粤赣边特委分别采取措施：一是身体弱不能坚持革命的，愿意回家的，可以发给路费。二是对于那些错误缺点较多的，思想一度动摇的人，则与之谈心，防止矛盾激化，耐心地教育争取。三是如果那种革命意志不够坚定的人一定要走，就不勉强，发给路费，劝其离开后站稳政治立场，不要叛变，礼送出境，随时欢迎回来。经过整顿，革命队伍得到巩固，有些人本来动摇，坦白出来，不走了。有的人走了后被敌人抓住又逃了回来，回到革命队伍里来了。
面对紧张局势，考虑到主力撤退后留下的一万多名伤病员根本无法适应即将开始的游击战作战方式，必须疏散他们。陈毅实事求是地给他们分析了局势：“江西根据地是失败了，但革命不会失败。革命的火种不断，革命的高潮一定会来。现在是险恶的时候，同志们回家或者到老百姓家去，种田也好，打游击也好，等革命发展了再回来。但是同志们千万珍重，做失败形势下的英雄。万一遇到敌人，牺牲只能牺牲一个，不要叛变，不要拉拉扯扯。只要有的同志还活着，将来一定会给我们报仇的！”陈毅的话言辞恳切，既安抚了伤病员的心，又让他们看到革命的希望。
讲风骨、重气节、崇胆魄，是共产党人的鲜明精神品格。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广大指战员为着民族解放、人民幸福，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锤炼了共产党人的风骨和品质。
（作者系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办《世纪风采》执行主编）
责任编辑：张李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