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在1983年6月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长达26年，长期主管财经工作。陈云说，他是将军管理经济，但他能很快精通当时的经济工作，这是十分难得的。
勇挑重担，边干边学成专家
新中国成立后，李先念曾担任湖北省委书记、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武汉市委书记兼市长等职。他一上任就遇到“黑（煤炭）白（大米和布匹）之战”，一些不法资本家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李先念采取有效措施，很快稳住了市场，湖北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从战争状态到经济建设的过渡。
1954年4月，党中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并抽调具备财政经济管理能力的干部来北京工作。当时，陈云向毛泽东与周恩来推荐李先念出任财政部部长。他说：李先念45岁，这个年纪，在当时的高级干部中是比较年轻的；同时，李先念爱学习、爱钻研，头脑清楚，对许多经济数字，都能印在脑子里而不忘记；而且他在过去各方面工作中都有成绩，也有开创精神。
5月，李先念来到北京后，陈云直接找他谈话，开门见山地说：“中央的意见，是调你到北京，出任国家财政部部长。”李先念听后说，我过去长期打仗，文化不高，希望中央另外考虑人选。陈云接着说道：“中央是经过慎重考虑的，相信你一定能胜任。”李先念的推辞，并不是推卸责任。战争年代下，他操心最多的是前线打仗的事儿，现在让他出任财政部部长，李先念确实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6月，毛泽东听说李先念到北京后，专程邀请他到中南海谈话，鼓励他适应新环境，干好新工作，李先念听后点头表示坚决服从中央的决定。
1954年9月，李先念任国务院副总理，配合周恩来、陈云搞经济建设，主要分管财政、金融、贸易工作。为了尽快掌握专业知识，一方面，李先念制定了学习计划，要用一年的时间看完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毛泽东有关经济学的论述著作，再用一年的时间掌握财政、经济方面的相关知识和熟悉有关的政策以及法规。另一方面，他积极请教那些财政经济专家，每次召开财经会议时，都很注意倾听专家的意见，总是让专家们把意见说完讲透，自己仔细听，认真记，反复琢磨，不懂就反复请教。李先念还经常找一些司长、处长和有业务专长的一般干部了解情况，碰到问题力求弄通弄透，研究对策，找到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负重前行，找准企业改制突破口
李先念非常钦佩陈云在领导国家财经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卓越才能，经常去找陈云汇报情况、请示和研究问题，向陈云学习做经济工作，尤其注重学习陈云在困难关头，面对重大问题能抓住要害，及时拿出解决问题有效办法的能力。
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党中央提出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贯彻这一方针的过程中，李先念和陈云几乎每周都要长谈几次，有时是二人单独谈，有时是二人一同到周恩来处，商谈如何调整经济，如何提高生产力，如何做好粮食、外贸、财政等工作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李先念多次受到批判，他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忍辱负重，尽最大的努力协助周恩来处理国务院的日常经济工作。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决策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李先念负责主持国务院日常全面工作，一面拨乱反正，狠抓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一面按照周恩来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积极探索实现这一目标的新路径。当时，全国共有大中小企业40多万个，原有的经济体制导致许多企业高投入、低产出，高积累、低效益。李先念反复考虑，决定把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选在扩大企业自主权上。他说，经济要搞好，首先是企业要搞好，要扩大企业自主权，要改变过去那种政企不分、统得过死、吃大锅饭、企业负担过重等问题。
1979年初，李先念指示国家经委要认真研究扩大企业自主权的问题，搞出一个文件来，进行试点。经过调查研究，国家经委搞出了“扩权十条”。之后，财政部与国家经委反复研究，搞出了五个文件，围绕放权让利、搞活企业作出了新的规定，兼顾了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者的利益，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1979年下半年，国务院将这五个文件正式下发，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企业体制改革迈出重要一步。
与时俱进，提出经济发展新方针
李先念长期分管财政、金融、贸易等工作，为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79年元旦刚过，一份报告就摆在了李先念的办公室。报告是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写来的，报告的内容就是关于在深圳市蛇口半岛开办工业区。对特区建设十分重视的李先念，立即召见袁庚，并询问他的看法。准备充分的袁庚为李先念展示了一张地图，在充分听取袁庚的汇报后，李先念拿起了铅笔，十分果断地在地图南面半岛上画了一条横线，并对袁庚说：“给你们一块地可以，就给你们这个半岛吧。”
随着改革开放的加速推进，李先念很快发现，在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出现了急于求成的问题，特别是197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偏大，资金和材料都有缺口，财政上出现赤字。于是，1979年3月，李先念、陈云联名致信中央，明确指出：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避免出现大的“马鞍形”；国民经济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现在的国民经济没有综合平衡，比例失调的情况严重；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钢的指标必须可靠，发展方向不仅要重数量，更要重质量；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的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渐进。信中还建议成立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今后研究制订财经工作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重大事项的决策机构。
4月5日至28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经济形势和对策。李先念代表中央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分析了经济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强调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必要性，提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应遵循“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此后，李先念、陈云为贯彻实施新八字方针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到了年底李先念却发现，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还是安排过大，随即再次调整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这次国民经济计划调整，为80年代中国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系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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