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瞿秋白烈士的女儿、赓续红色基因的革命先烈后代、百岁高龄的瞿独伊荣获“七一勋章”。6月29日晚，首部以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瞿秋白的革命事迹为题材创作的现代昆剧《瞿秋白》在紫金大戏院成功首演。该剧以瞿秋白被捕及牺牲为切入点，聚焦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月，展现其舍生取义的人生历程，同时深刻剖析其内心世界，追溯他信仰之源流与毕生之坚守。本刊记者特采访昆剧《瞿秋白》的编剧罗周，请她谈谈红色题材戏曲的创作感想。
记者：之前您创作的作品涉及京剧、昆剧、扬剧等众多剧种，题材也多以帝王将相传统戏为主，近年来，您接连推出几部红色题材作品，京剧《蓄须记》、昆曲《瞿秋白》等。在现代红色题材作品创作方面，您认为最难的突破点是什么？
罗周：无论古装戏还是现代戏，关键在于你是否把握住了戏曲内在的规律性。对现代戏曲创作而言，更大的难度是表演艺术。表演需要创造与现代生活相关的、新的程式，既能让当代人接受，同时又是戏曲性的。用哪些新程式去延展、突出、放大、定格情感呢？这不是一两个动作的问题，而关乎一整个艺术体系。从这一点上说，现代戏曲表演艺术之难度，在我看来，实在远远大于剧本写作。
记者：传统戏以歌舞演故事，现代红色题材戏曲创作方面，您更加注重表现的是哪些元素？
罗周：戏剧是写人的艺术，而人性是贯通的，古今中外文艺作品书写与表达的技巧技法，也都有相互借鉴之处。
传统戏以情节取胜，故事跌宕起伏，用歌舞抒发内心情绪，并且，“抒情性”越来越显现其魅力。我近年来创作昆曲比较多些，其中一个原因是，昆曲“抒情性”较之其他剧种更为显著。相对其他剧种而言，昆曲经常以浓墨重彩的曲唱，表现人物情感之跌宕、心灵之起伏、个性之张合。我在昆曲现代戏创作方面，也继承了剧种这一特征，不单以讲故事为目的，而是以展示人物丰富复杂、独特细腻的情感个性为追求。这恰恰是戏曲立足当代舞台、最有别于其他艺术样式的特性与所长。“讲故事”不是为了故事本身，是以故事为载体，展现独特的人物，展现人物丰富的情感世界。
在表达方式方面，现代戏的写法要注重与当代人的表达方式相近。我写“抗疫”题材昆曲《眷江城》，对每一句念白、唱词都反复斟酌，以保证这是当代人的表达方式。不过，又要保证其文学性，保证念白可以上韵，这就不能纯是“大白话”，个中尺度非常微妙，需要不断地领会。
记者：红色题材的艺术创作最难的地方在于如何把握史实与创作之间的关系。一旦处理不好，容易变成戏说。在处理真实和虚构之间的关系方面，您在创作中是如何把握的？
罗周：红色题材作品是现代戏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因为人物大多史有其人，故而在创作时，要特别注意把握好“史实”与“创作”的关系。我经常以写论文般严谨的态度来阅读史料并从中发掘戏剧性之所在。
要准确判断哪些史实、包括史料中的细节，可以入戏。有些史料虽然能增加我们的知识面，但难以进入戏剧；有些本身就具有非常强烈的戏剧性，甚至连最高明的编剧都编不出来。甄别、判断、选择，是极为关键的一步。《瞿秋白》中《取义》一折，几乎所有的细节都是真实的：瞿秋白被一百多士兵押往刑场，去而复返，集唐诗以志昨夜之梦，八角亭饮酒照相，因为看到一个盲人乞丐而短暂停步，在青松挺立之处言道“此地甚好”，从容就义……这些真实，具有任何虚构都无法企及的力量。所以我想，处理史实与虚构的关系，绝不是简单地分出占比，而要严谨地斟酌发现，面对每一块不同的史料，进行详尽、独到、一戏一格的衡量与思考。
记者：今年是建党100周年，涌现了不少红色题材戏曲作品，有的胜在故事，有的胜在以情动人，有的胜在人物鲜明，您创作红色题材作品时，最想突出哪个方面？
罗周：我导师章培恒先生曾说，能感动人的文字就是文学。戏剧和其他的艺术一样，追求的都是感人的力量。戏剧之所以能感动人，激荡受众内心、产生共情共鸣，还得靠塑造人物来实现。我笔下充溢着的，是对真善美之向往、追求，而很少写那些穷凶极恶之徒。我总怀着虔诚、敬重又分外亲近之心，希望能写出人性中最高贵、最优美、最从容、最坚韧处，比如陆静华、比如瞿秋白，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人类之美好、人类之伟大，人类永不放弃的自我成长、自我完善。
记者：我认真观看了昆剧《瞿秋白》，为他的情怀、气度打动。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戏剧结构，设置非常精致。请问您是如何设置戏剧结构的？
罗周：《瞿秋白》每场都设置了“昼”和“夜”，剖四折为八小块戏。“昼”写的是瞿秋白在狱中和国民党进行斗争的这一条线索，可对于塑造瞿秋白其人，想体现其丰富的内心世界，仅有这一条线索是不够的，所以我又写了“夜”，通过他与亲情、友情、爱情之诀别，将人物写得更丰盈、饱满。写亲情，是因为母亲之死对瞿秋白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也是促使他走上革命道路的最强烈的情感原动力，他意识到母亲之死不是一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社会的悲剧。在第二个夜晚中的鲁迅先生，是瞿秋白的挚友。他俩的友谊是独特的、真挚的，是心灵乃至生命的托付。两人心中都燃烧着改变世界的热情，是基于这一共性，建立起的知己之交。写爱情，描写了瞿秋白与妻子分别时的依依不舍和眷恋，他们深知，每一次别离可能都是生离死别，他们将个人的爱恋与对国家、对民族的爱糅到了一起，全力以赴地深爱着。所有这些都指向了一个更加血肉丰满的瞿秋白。
记者：在处理昆剧《瞿秋白》的高潮部分时，瞿秋白赴死时的从容与淡定，更能让人感受到主人公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请您谈谈当时您创作的时候是如何构思这个高潮的？
罗周：秋白之死，完全是历史之真实，几乎没有任何虚构的成分。首先要详尽阅读材料并有效掂量，看它能否承载、完成、绽放高潮部分所需的戏剧力度，可以的话，就用戏剧技巧将之酣畅淋漓地表现、书写出来；如果觉得戏剧性不足，那就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顺着史实指引之方向，谨慎而热烈地，在史书的缝隙中，发掘更多可能性。
记者：创作现代题材的昆曲，从《当年梅郎》到《眷江城》，再到《瞿秋白》，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主创们是如何克服的？
罗周：剧本创作方面，一个难点是语言。既不是古典的，又不是纯粹的口语，它得能用韵白念。其分寸尺度一定要牢牢地把握住。而更大的挑战在于表演。念白、曲唱、配乐……方方面面，都有待尝试、实践、开拓。比如念白之节奏。传统戏之念白有既定节奏，这是昆曲程式之一，现代戏却不能过于拖腔拖调。每个现代戏，都要根据人物、时代进行念白节奏、念法等方面的校准调整。曲唱也一样。昆曲是曲牌体，所谓曲牌格律不仅是文字上的，也是音乐上的。传统曲牌节奏相对缓慢，若原样照搬到现代戏上，常有拖沓冗长之感。作曲就必须在原旋律、节奏上进行再创造。至于配乐，在昆曲舞台上，演员念白时，希望能控制情绪音乐的音量。因为昆曲念白本身是具有音乐性的、是能充分展现情绪的，配乐太响，容易扰乱甚至淹没念白之声，就使观众失去了很大一块审美、欣赏的艺术体验。□
责任编辑：陈伟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