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梓年与《群众》周刊的创办

　　潘梓年（1893-1972），又名宰木、定思、弱水、任庵等，是我国新民主革命时期著名的新闻工作家，新中国成立以后又致力于我国的哲学，特别是逻辑学事业的发展工作，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潘梓年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受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事件的影响，对新知识和新文化充满渴望，并于1927年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从事党刊党报的创办和理论宣传工作。他先后负责主编过《北新》《洪荒》等进步刊物，又于1932年5月主编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真话报》。他在整个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担任《新华日报》社社长，在抗战初期担任《群众》周刊主编，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报人”。在潘梓年等人的推动下，我们党的新闻事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并且通过理论战线扩大了统一战线，为抗战最终的胜利和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发展，书写了一段难以忘怀的历史。

　　　国统区筹办党刊党报受阻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中国的抗战形式从局部发展到全国，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使得我们党同国民党之间的矛盾得到暂时缓和，加之“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初步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于1933年5月因叛徒出卖而被捕的潘梓年在党中央等多方斡旋下，得以被营救出狱。潘梓年在出狱后，经短暂休息调整便立即赶往上海，很快就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并主动向周恩来表示“自己愿留沪、宁一带做文化工作”。周恩来要求他继续留在国统区工作，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报纸和刊物，由他和章汉夫同志一起去南京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任命他为《新华日报》社社长。 

　　报纸于1937年10月在南京开始筹办，国民党当时认为我们党在经济上并无能力来完成报纸的筹备出版工作，加上外在的政治强压与控制，实际上是从两个方面切断了我们党办报路径。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在潘梓年等人的带领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办报所需的场所、机器、纸张全部准备完毕，并很快进行试版送审。面对这种局面，国民党当局大为吃惊，谎借首都报纸太多、战事紧张等理由，出尔反尔拒绝报纸出版，直接导致《新华日报》在南京出版的可能破灭。1937年11月中旬，日军占领上海，然后分兵从沪杭和苏北包抄南京，南京沦陷在即，国民政府机关随即退驻武汉，《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的筹备人员也随之迁往武汉。11月20日，叶剑英和李克农从南京电告毛泽东和张闻天，“新华日报在京已无可能开办。报馆人员均先赴武汉，汉夫先走，梓年随后亦到。到武汉后，即继续办理合法手续。但估计他们势必采取拖延态度”。果不其然，11月23日，在潘梓年等人抵达武汉继续为出版奔走时，再次遭遇国民政府的阻拦。此时，蒋介石虽不公开阻扰《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的创办工作，但为了阻止我们党在国统区办刊办报，暗中命令其亲信陈立夫、张道藩转呈他的态度给国民党湖北省主席何成浚，令其指使相关新闻出版管理单位，在报刊申办过程中重演南京借故拖延阻碍的伎俩。 

　　创办《群众》周刊为《新华日报》鸣锣开道 

　　在《新华日报》注册申报万般受阻之时，潘梓年了解到国民政府对刊物出版管控较松，并可直接向国民党武汉市政府申请。此时的武汉市长吴国桢一心抗日，支持国共合作，而国民党内的一些右派分子只关注到了我们党要出版日报，忽视了还要出版杂志的诉求。于是潘梓年决定试探着向国民党宣传部提议，如果《新华日报》暂时不能出版，那就必须先让我们党先创办《群众》周刊，国民党宣传部部长邵子力表示同意。当时申办杂志需要600元钱的注册费，而《新华日报》的开办经费总共只有3000元，加上前期购买设备已经开支2000元，所以潘梓年对经办此事的徐迈进说，别说600元，就是60元我们现在也拿不出来。幸运的是，国民党武汉市政府经办注册业务的工作人员，是一位支持我们党的进步青年，主动提出可以先办理注册后补交费用，而后又得到一位支持我们党事业发展的商人帮助，租借了一批家具提供给期刊社临时办公使用。经过不懈努力，我们党的机关刊物《群众》周刊，终于在1937年12月11日创刊，由潘梓年兼任编辑和发行人。《群众》周刊是国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我们党在国统区创办的首个公开发行的机关刊物，宣扬马克思列宁主义，帮助广大读者们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与抗战胜利的必然性，同时总结整理全国各地抗日群众运动的经验教训。红色基因自创刊之始就被植入《群众》周刊的“胚芽”，至今仍被坚守和发扬。 

　　在《新华日报》被国民党当局继续采取高压管控和拖延出版的岁月里，潘梓年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群众》周刊的编辑发行上，广泛联系各个阶层的群众，努力宣传我们党的抗日主张，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在上海、南京相继失陷以后，武汉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各种思想、各色人群在此交汇。相比于战场上军队的不断失败，更让人担心的是思想上的混乱和抗战信心的丧失。为了打击反动势力，提振人们的抗战信心和必胜信念，一时间，《群众》周刊成为“坚持抗日战争的锐利武器”。同时，《群众》周刊的创刊发行，实际上为《新华日报》的出版打开了国民党管控的缺口，既让我们党的抗战思想和主张得以公开发声，又起到了为《新华日报》鸣锣开道的作用。 

　　团结教育民众坚持抗战 

　　在心低意沮情绪笼罩下的武汉，潘梓年领导的《群众》周刊成为提振全国抗战信心的强心剂。在《群众》周刊的创刊号上，潘梓年发表了《抗战的现阶段》一文，毫不避讳地指出，四个月的抗战“在军事上是受到了相当严重的失利”，但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矛盾是对立统一的，失利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四个月的抗战取得的成绩和为我们带来的信心。譬如，局部战场上我们给予了敌人沉重的打击，让当时散乱的中国得以重新团结，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提高，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上升到新的高度，等等。所以潘梓年在文中说到，“我们要承认过去抗战军事上的严重失败，我们尤其要认识过去抗战的军事上的成绩与教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清中华民族抗战胜利的伟大能力，才能把握住中华民族最后胜利的关键”。这些振聋发聩的言语，无疑为当时战争阴霾下的人民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也是潘梓年在创办《群众》周刊初期想给予人民的力量。 

　　另外，面对当时的各种消极情绪，特别是投降主义对人民思想的侵蚀，潘梓年在《群众》周刊上发表了《投降主义及其各样表现》一文。潘梓年在文中分析了投降主义的盛行可能对抗战带来的不利因素，认为投降主义是在“国破山河在”的爱国忧时的情怀中发生的，可能致使一部分爱国人士在受了这种思想影响后还不知道它可能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带来的威胁，尤其是对统一战线造成的分化作用。他认为，“投降主义，如果不及时加以克服，它会使整个抗战陷入无法收拾的绝境”。因而，潘梓年剖析了投降主义的各种表现形式及其产生的根源，提出了克服投降主义的根本方法“是发动广大民众来参加抗战，让任何民众都在抗战范围内有绝对的自由”，以此来证明唯有投身抗战的实践才能认清投降主义的危害，才能证明单纯的军事抗战根本无法形成政治抗战所能带来的摧古拉朽之势，才能证明民众的参战对于国家的统一与巩固是必要的、有利的。这些重要的论述，不仅是潘梓年个人，更是抗战初期《群众》周刊作为我们党的机关刊物，对克服错误倾向和思潮，发动群众参战并巩固统一战线所作的积极探索。 

　　1938年1月11日，《群众》周刊创刊一个月后，《新华日报》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奔走努力下，终于在国统区的核心地带——武汉正式创刊发行，潘梓年也经党中央委派开始全面负责《新华日报》的工作，《群众》周刊转为许涤新负责。其后的数年间，潘梓年在专心发展《新华日报》的同时，仍不忘为《群众》周刊积极写稿，据历史资料统计，其一生共为《群众》周刊投稿多达57篇。无论是在抗战时期，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潘梓年充分利用《群众》周刊这一思想阵地，为抗战和新中国成立呐喊助威。他为《群众》周刊付出的努力、留下的经历，将成为我们进一步办好《群众》杂志的精神追求和历史使命，成为我们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奋斗的不竭动力。 

　　（作者分别系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讲师、哲学博士，江苏人民出版社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