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思路与对策

　　（本文系商务厅2017年重点课题成果。作者张二震，南京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江苏经济国际化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倪海清，省商务厅综合处处长；戴翔，南京审计大学教授） 

　　[内容提要] 特朗普对中国贸易频繁发难，短期看，局部贸易战已无法回避，并有从“贸易”层面上升到“技术战”“产业链排挤战”，甚至向金融领域蔓延的可能性。对江苏而言，特朗普贸易战将会在外贸、外资、外智、产业等层面带来冲击和挑战。这就要求江苏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扩大开放战略部署，重振“敢为人先”的先试先行精神；加强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经贸联系，降低对美国的依赖；用打造低成本营商环境方式对冲美国减税冲击；用好各种开放发展的载体和平台，打造开放发展高地；依托对外开放与自主创新的有效结合，推动江苏开放高质量发展。 

　　特朗普对中国贸易频繁发难，单方面挑起贸易摩擦。从长期看，中美贸易最终仍会回到互利共赢的本质上，但从短期看，局部贸易战已无法回避，并有从“贸易”层面上升到“技术战”“产业链排挤战”，甚至向金融领域蔓延的可能性。由于美国是我省重要外资来源地、第一大对外投资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和出口市场，对美贸易占我省外贸的比重高于全国，也高于其他沿海主要外贸省市。特朗普挑起贸易战，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无疑会带来严重冲击和挑战。作为中国开放型经济大省的江苏，应做好充分准备，坚持底线思维、系统思维，除了全力配合好国家的反击策略外，还应有自己的对策思路，坚定不移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来应对和缓冲贸易战带来的不利影响。 

　　一、特朗普贸易战对江苏开放发展的负面影响 

具有内顾倾向、贸易保护主义特征和行径的特朗普贸易战，将会在外贸、外资、外智、产业等层面对江苏开放发展带来冲击和挑战。 

　　第一，冲击江苏外贸发展。江苏是外贸大省，美国又是江苏第一大出口市场。特朗普贸易战对江苏开放发展的影响，首当其冲就是外贸。我省的出口贸易会因为其进口贸易保护主义而受到冲击；进口贸易尤其是高端中间品和核心技术环节进口会因为其限制出口而受阻。特朗普贸易战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江苏外贸发展“两头受阻”，尤其影响外贸转型发展。 

　　第二，影响我省利用外资。特朗普贸易战对我省利用外资带来的冲击，不仅因为其限制资本流入而产生直接影响，还会透过影响贸易而产生间接影响。尤其是从更广义的角度看，税改这一“隐性”贸易战举措，不仅会挫伤美国资本流出积极性，而且还会吸引其他国家和地区资本向美国流动。特别是贸易战上升到技术战和产业链排挤战层面后，对我省利用高质量外资尤为不利。 

　　第三，影响我省利用外智。在全球要素分工体系下，资本的流动性最强，其他生产要素包括人才流动往往是伴随着资本要素的流动而相应流动，且从要素质量匹配层面看，与高质量的外资流动相匹配的往往是高质量的人才。如上分析指出，特朗普贸易战对我省外贸和利用外资的高质量发展会产生冲击，因而也会对我省“引智”带来负面影响。 

　　第四，影响我省攀升产业链高端。贸易战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从目前特朗普的真实意图和目的看，在“两头”进行设阻，从而阻碍产业链攀升乃至进行产业链排挤，是其发动贸易战的根本逻辑。江苏已经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现在正处于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关键发展阶段，因此，特朗普的“产业链排挤战”无疑会产生较为严重的冲击和挑战。 

　　第五，影响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特朗普贸易战，主要针对智能科技和通信产品，以及其他涉及知识产权纠纷领域的产品征收“一揽子关税”，本质上就是压缩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市场需求；而限制乃至禁止出口高端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则是企图从供给端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设置障碍，而这正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核心技术“命门”所在。上述变化无疑会对江苏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带来严重挑战。 

　　二、江苏应对特朗普贸易战的对策思路 

　　面对特朗普挑起的贸易战，江苏除了全力配合好国家的反击策略外，应坚持底线思维、系统思维，坚定不移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改革开放高质量掌握国际竞争主动权。 

第一，积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扩大开放的战略部署。在贸易战中没有赢家，从实力对比角度看，“以战止战”可能性也不大，应通过不断扩大开放来抵冲贸易战的不利影响。据此，江苏在新的发展阶段，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认真落实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等四个方面的重要战略部署，在继续扩大开放中发挥开放型经济大省优势，走在前列并起到示范带头作用。在改革开放之初，江苏产生过“苏南模式”“昆山之路”“张家港精神”等一大批先进典型和“敢为人先”的先试先行精神。在新一轮扩大开放中，江苏应进一步解放思想，重振“敢为人先”精神，继续领先半拍走在全国开放的前沿。 

　　第二，大力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拓展开放发展外部空间。贸易战受损程度通常决定于两个因素，一是贸易战激烈程度，二是“进”和“出”两个通道上对对方的依赖程度。前者我们无法控制，而后者则可以通过适当的战略调整加以规避。对美国市场依赖，“进”主要表现为对中高端零部件等中间产品以及技术等进口；“出”主要表现为最终产品的出口。加快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拓展外部发展空间，虽然难以解决“进”的层面对美国市场依赖，但却可以弱化“出”的依赖程度，从而一定程度规避风险、减少损失。据统计，在中欧班列中，苏州开出的中欧班列量虽不是最大，但补贴和亏损都是最少的，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江苏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质量和效益。未来的扩大开放更应注重发挥江苏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交汇点”作用。 

　　第三，加强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经贸联系。进一步扩大开放除了要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外，还应加强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经贸联系。囿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江苏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济还很难依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供给高质量要素、中间品以及关键零部件和核心技术等。江苏发展高水平和高质量的开放型经济，仍然离不开与发达经济体的合作。因此，为解决“进”的层面对美国的市场依赖问题，江苏应加强对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市场的开拓，加强经贸关系，以保证在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高端供应上，江苏不会面临“断裂”风险，为江苏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争取时间、争取外部可利用资源。 

　　第四，注重打造低成本的营商环境。在传统低成本优势不断减弱的背景下，注重打造低成本的营商环境，降低交易成本和制度性成本，不仅是适应进一步扩大开放、再创开放发展新优势的现实需要，也是应对特朗普减税等政策措施带来的成本竞争冲击的需要。实际上，在全球要素分工体系下，代表资本利益的跨国公司并非与国家利益完全一致，以资本为纽带的一揽子生产要素在世界市场游走并不完全束缚于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措施。为此，江苏需要完善更加国际化、法制化、市场化的营商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内外资企业提供一个更加公平竞争的市场，并提高政府服务能力，以吸引更高端的跨国公司入驻江苏。 

　　第五，用好各种开放发展的载体和平台。在江苏开放发展历程中，诸如各级各类的开发区等开放平台和载体曾发挥了关键作用，成为开放型经济发展增长极、新兴产业集聚区、外商投资密集区、改革创新先行区和迅速崛起的新城区。在进一步扩大开放中，江苏一方面要推动现有各级各类开发区转型升级，促使其从产业集聚区向创新集聚区转型，另一方面要积极搭建新的发展载体和平台，比如国际合作园区、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依托各种开放载体和平台，在国家政策允许范围内，尽可能以政策创新集聚先进要素和创新要素。在贸易战中，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排挤及其面临的断裂风险，表面上看是高端零部件中间品和核心技术环节“受制于人”，本质上看还是高端创新人才不足所致。因此，通过优化和完善营商环境，依托发展载体和平台，抓住要素分工的战略机遇，集聚高端要素尤其是创新人才，从根本和源头上解决关键环节“受制于人”的发展窘境。从企业层面看，三星半导体引入大量日本技术人员等经验值得借鉴。 

　　第六，注重对外开放与自主创新的有效结合。特朗普贸易战给予我们最大的启示和警醒是，作为产业发展“命门”的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必须通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真正掌握核心技术，提高关键零部件产品的生产能力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能力。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用全球要素分工的战略机遇，吸引和集聚外部先进和高端要素，无疑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一种方式和途径，但并非唯一方式和途径。另外一条重要途径就是通过自主培育来集聚和积累创新要素，提升创新能力。何况，在全球要素分工条件下，从要素质量匹配的角度看，一国或地区能够吸引何种层次和质量的要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拥有什么层次和质量的要素。因此，注重自身高端要素的培育和积累，不仅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路径选择，也是“虹吸”全球高端要素尤其是创新要素的重要条件。对此，江苏需要在加大研发投入、鼓励创新政策、培育工匠精神、优化制度环境等方面做足功课。如此，才能将对外开放与自主创新有效结合，实施开放式创新，为攀升全球产业链中高端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奠定创新驱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