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先基本现代化与文化传承创新

　　2014年11月15日，以“率先基本现代化与文化传承创新”为主题的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第八届学术大会“文学与历史学专场”在江苏理工学院举行。中共常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缨，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徐之顺，常州市社科联主席陈满林，江苏理工学院校长曹雨平，副校长崔景贵、周兰珍以及来自全省各高校、党校、社科学会的专家学者代表共150多人与会展开交流研讨。常州市社科联主席陈满林主持会议。

　　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力量

　　这次学术专场通过解读文学与历史经典著作，启发人们重新思考经典的价值与魅力，以期创造更多的经典；通过关注传统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新机遇、新问题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探讨社会变革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对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研究、探索的思考，为继承与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提供更多的借鉴。

　　“高校是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主阵地，而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将会为建设高水平的大学提供有力支撑。”曹雨平介绍了江苏理工学院的办学历史与办学特色并表示，在江苏理工学院举办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学术大会“文学与历史学专场”，为学界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学习和提高的机会，必将进一步推动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向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发展，对学校今后的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

　　徐之顺在致辞时强调，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学术大会已经连续举办了八年，期间通过学科专场、学术聚焦、学会专场、青年专场、片区专场以及高层论坛等学术活动进行交流探讨，共举办了104场学术活动，出了一大批有深度有层次的成果，既有江苏发展的实践总结，又有理论探讨的学术争鸣，规模之大、数量之多、覆盖面之广，在推动江苏社科的繁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徐缨指出，研究文学、历史，准确把握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从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汲取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力量，是当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当前，常州正处于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时刻，在“十三五”期间，将进一步建设特色产业城市、文化休闲城市、生态宜居城市，积极推进苏南现代化示范区建设、基本实现现代化迫切需要社会科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社科界要立足城市发展，积极开展前瞻性的理论研究和应用性的对策研究，为建设文化强市、推动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贡献智慧力量。

　　围绕“率先基本现代化与文化传承创新”的主题，南京师范大学陈书录教授，江苏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健研究员，南京大学新闻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彬彬教授分别以《儒商与文学》、《十年磨砺，倾心撰著江苏历史的辉煌篇章》、《海外汉学研究的现状与反思》为主题作了学术报告。与会学者分现当代文学组、古代文学和地方文化组、历史学组进行了持续、热烈、深入的讨论和交流。

　　文化传承创新须汇通中外融合古今

　　在文化经典的形成中，跨文化跨国界演出产生的交流与互动作用显著。扬州大学文学院陈军教授提出，《茶馆》的出国演出是中国新时期以来文化交流史上的盛事，对其经典地位的确立有着重要意义。他通过研究，了解了《茶馆》在国外演出的接受状况，探讨其中缘由，分析了跨文化跨国界演出产生的交流与互动及其在经典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江苏理工学院李刚博士指出，20世纪以来，哥伦比亚大学以选本的方式将中国现代优秀的文学作品介绍给西方的学生和广大读者。选本的历史嬗变勾勒出一条中国现代文学被美国知识分子接受和转播的路径。同时，哥大选本使国内学者得以观察美国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选择与重构。淮阴师范学院李相银教授认为，淞沪会战失利后上海沦陷，戴望舒等现代派诗人离去，路易士填补诗坛真空。作为观察上海沦陷时期诗人精神世界的样本，路易士不乏现实指向的诗歌写作实践及“纯粹诗”的理论倡导等构成了其人其诗的复杂与矛盾。

　　从历史演变的视角看，文化传承创新离不开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南京师范大学邓晓东博士认为，清代民歌小曲文献可以乾隆为界分为前后两期，乾隆以前为前期，从乾隆元年开始为后期。前期传世文献较少，数量不多，但对于了解明清之际民歌小曲的嬗递有较大价值。乾隆以后，各类民歌小曲文献已然由涓涓细流汇聚而成滔滔江河，民歌小曲的曲调亦呈现极为丰富的态势。江苏理工学院王文荣博士提出，《红楼梦》中的海棠诗社的组织建制完全符合立社规范，其日常活动与文学活动也表现出典型的诗社特征，为我们认识古代文学社团提供了一个范本。从社团文化的角度看，虚构的海棠诗社与现实诗社是相通的，有着实实在在的意义。金陵科技学院郑利锋博士认为，《九域志》有新志、旧志之分，旧志是指《元丰九域志》，成书于北宋神宗元丰三年，是王存、曾肇与李德刍等人奉敕纂修的；新志是指《新定九域志》，是哲宗绍圣四年经黄裳提议，对元丰旧志的续修增补。二志流传版本众多，各成体系，但又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九域志》的版本流传谱系。江苏理工学院赵贤德博士指出，民国时期吴稚晖、汪荣宝、张一麐、赵元任、钱玄同等一批苏南语言学家及其他文教人士主持和参与了召开临时教育会议，颁布了一系列语言方面的文件，这批苏南语言学家对民国初期汉字读音的语文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为语言文字读音的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文化的传承必然依赖特定的载体，古城是一个重要的文化载体。苏州党史研究室张原诚教授提出，苏州古城保护的历程，是科学谋划、项目带动、综合整治、活态保护、文旅融合、传承创新的探索过程。苏州古城保护成功实践的启示是：必须把保护古城、兴盛文化与兼蓄并收、推陈出新有机结合起来；必须把保护古城、兴盛文化与改善民生、塑造环境有机结合起来；必须把保护古城、兴盛文化与思路创新、方法创新有机结合起来。

　　“社科工作者要紧密围绕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经济社会重点工作和难点问题，以立意更高、思考更深、调研更细的良好状态，努力在问题中找课题，在需求中找定位，在实践中找答案。”陈满林在作总结发言时表示。

　　此次学术大会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中共常州市委宣传部、江苏理工学院、常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承办。经大会组委会组织专家评审，共评出获奖论文71篇，其中一等奖28篇，二等奖43篇。

　　（江苏理工学院  司马周）

　　附：“文学与历史学”专场主题发言专家观点： 

　　从文学作品中管窥儒商文化（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陈书录教授） 

　　在中国，商业伦理的产生则有漫长而曲折的经历，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也认为，西方民族在经过宗教改革以后所形成的新教，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古老民族的宗教精神，对其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中国正在此列，儒商精神在中国的发育过程较为曲折。尽管孔子将“喻于利”者视为小人，但他也说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也为之。”由于孔子及子贡等人的努力，在早期儒学中孕育出“义以生利，利以平民”的儒商精神。然而，后来在士商关系方面却出现了严重地倒退，并遇到了“存义去利”、“重农抑商”、“贵士贱商”等三大障碍。统治思想与朝廷政策的双重压力，造成了士与商严重分离和对立的局面。

　　古代文学作品中，诗文、戏剧、小说等文体中有着为数不少的关于商业、商人的正面的描写，比如唐代柳宗元的《宋清传》、元代秦简夫的杂剧《东堂老劝破家弟子》、明代凌濛初的《二刻拍案惊奇》卷37《叠奇居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显灵》等作品，将真（历史价值）、善（伦理价值）、美（美学价值）、利（经济价值）四者融为一体，这是有关商贾的性灵文学创作所开拓的一个新的境界，也是有关商贾的性灵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在互动互补中对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一个新的开拓。 

　　当今，传承与创新儒商伦理道德，首先要梳理并建立中国儒商伦理道德的传承体系，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义利两立，诚信为本；爱国为民，义益天下；勤俭创业，知难而进；有仁有智，善于竞争；亦商亦文，致富明德。应该在伦理道德与商业精神的结合上大力推进中国儒商伦理道德传承体系的建设，在文学艺术创作上放飞儒商审美理想和社会理想，用儒商精神吸引人，感染人、激励人，在社会实践中造就一批义利两立的儒商，商人致富，人民得实惠，经济发展与道德提升同步，这也是实现“中国梦”的一个重要方面。

　　《江苏通史》：十年磨砺的江苏历史辉煌篇章（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王健教授） 

　　《江苏通史》一书由宋林飞担任总主编，江苏省社科院历史所主持，共计十卷，583万字，是第一部全面系统反映江苏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地方性通史。全书上自远古，下至改革开放新时期，系统论述了江苏的历史演变，将一个历史的江苏、变化的江苏、前进的江苏呈现在世人面前。

　　江苏自康熙6年（1667）建省后，一直没有编著出版过一部全省性的通史，这与江苏文化大省地位极不相符。从江苏的地位来看，江苏代表明清以来中国综合国力发展的高度和发展方向。但在历史的总结、升华方面重视不够，编写一部高质量的、整体性、全面性的，与江苏地位相称的江苏通史就非常必要。怀着一种责任感，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从1997年开始酝酿，1999年正式启动《江苏通史》编撰工作，至2012年正式出版，前后历时十多年，堪称“十年磨砺”。虽姗姗来迟，但终究完成，这是江苏史学工作者从事江苏史研究的重大成果，也是江苏通史研究的一件盛事。

　　要系统、完整地展示江苏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成就，就要划分时期。江苏历史可以分为6个发展高峰：先秦：新石器、春秋吴国、徐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经济重心南移；明清走向高峰；民国都城；新中国曲折发展，改革开放新时期，率先发展，各时代的经济、文化成就都很突出。但通史不是中国通史的地方版，不就江苏研究江苏，罗列史实，而是将地方史纳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框架中来考察，在贯通江苏整体历史的前提下，打通江苏历史发展与中国历史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江苏具有较为突出的三大优势条件：水利与水运结合，港口与腹地结合，大城市的拉动作用。而江苏的发展，始终与中国的整体发展紧密联系，互动的过程，也是江苏地区从边缘到中心的漫长发展过程。

　　从事《江苏通史》编撰的老中青三代学者，长期致力于江苏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在编撰中，深入细致的断代与专题研究都吸收了学界的研究观点，特别是关于江苏历史文化的研究专著、专文。

　　文学研究不能照搬西方文化理论（南京大学文学院王彬彬教授） 

　　从海外汉学研究的现状看，其成就固然值得肯定。但对海外汉学的研究成果，国内学者不应该盲目崇拜、全盘接受，海外汉学研究既有其的强项，也的软肋。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海外中国学者以“再解读”的名义重新阐释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他们把西方的各种文化理论，诸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运用到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尤其是政治主题明确的“红色经典”的研究之中。这些借用西方现代理论的所谓“再解读”歪曲了“红色经典”的意义，把本来意义简单、明确的“红色经典”解释得十分复杂、幽深莫测。

　　以在美国任教的华人学者唐小兵教授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一书为例，其在文学史知识方面的硬伤以及生搬硬套西方各种文化理论的弊病较为突出。该书作者所写的《我们怎样想象历史（代导言）》一文，在史料和观点方面存在诸多问题。比如此文所引用的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论述其“革命文艺的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石，但是作者对《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1943年和1953年有两个不尽相同的版本不太明了，引用1953年版本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去阐释延安时期的大众文艺的意识形态，明显是不合理的。此文对瞿秋白的论述在史料方面同样存在不足，从而导致了根本性的观点的错误。

　　这类“经典重读”的方法在国内被引入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中，产生了较大影响并呈现出蔓延之势，尤其是为一些硕博士生研究生所推崇。这种削足适履、盲人摸象式的照搬西方文化理论的文学研究现象值得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