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新政缘何夭折

北宋时期有两次著名的改革，一次是家喻户晓的王安石变法，一次是庆历新政。庆历新政发生于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其主持者即是大名鼎鼎的范仲淹。作为文人，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千古绝唱；作为政治家，范仲淹、富弼等主持的“庆历新政”为后世的改革留下了宝贵的政治财富。

北宋时期，“三冗”问题十分严重。所谓“三冗”，即是冗官、冗兵、冗费，也就是官员太多、军队太多、花费太多。北宋时期，任官制度一大特征是“官、职、差遣”分离，官僚机构中的一大怪事就是本官常常不管本职事务：“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不与朝政，侍郎、给事不领有职，左右谏议无言责，而起居郎、起居舍人不执记笔之事，……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七八。”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可能教育部长不主管教育，反而可能管水利、工程，甚至什么都不管。某某部长只是虚职，而“差遣”某人主管某某部，才是其真正实职所在。恩荫是科举以外当官另一途径，北宋官员子弟在皇帝生日、郊祀，大臣退休、去世等各种时节都有机会入仕，再加上纳粟等非正常渠道，北宋冗官问题十分严重。至于冗兵，北宋初期开宝年间(968-976年)，禁军不到20万，而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的禁军已高达82万之多，军队成倍增长。冗官、冗兵等问题又导致“冗费”。特别是官多而无用、兵多而不强，北宋呈现积贫积弱的景象，在与辽、西夏的角逐中也难以占到上风。因而，改革成为当时有识之士的心声，庆历新政也由此应运而生。

庆历新政由范仲淹、富弼等主持，新政的核心在于“吏治”革新。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范仲淹将新政归为十条：“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所谓的明黜陟，就是改革三年一次的循资升迁，注重以实际的功劳、才能、品德等选拨人才，淘汰老病愚昧等不称职官员。所谓的抑侥幸，就是严格恩荫制，限制中上级官员的任子特权，防止权贵子弟亲属垄断官位。而精贡举、择官长主要是科举制度、慎重选择地方官吏方面的一些做法，其余几项则是富国强兵、厉行法令等方面的措施。总体而言，十条措施以“吏治”为核心，对于澄清吏治，维护政权的长治久安有着积极的意义。然而，新政却只推行一年零四个月，便夭折了。个中原因，令人叹息。

改革需要强有力的支持，需要决策者持之以恒的决心。“吏治”方面的改革，主要以官吏、士大夫阶层为改革对象。而北宋的方针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士大夫待遇、地位很高，特权也多。庆历新政中“抑侥幸”等措施，限制了士大夫阶层恩荫、任子等特权，损害了本阶层的利益，因而反对声音很高，反对方甚至一度采取“卧底”、诬陷等非常手段。夏竦是反对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富弼、石介是改革的一方。当时，夏竦让家中一个婢女学习临摹石介的笔迹，等到能够以假乱真时，放到石介家中卧底，在适当时机，夏竦命丫鬟伪造一封石介写给富弼的密信，信里隐含要废掉宋仁宗的意思。之后，夏竦借题发挥，传播流言，诬陷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石介等人阴谋另立皇帝。消息一出，举朝哗然，仁宗对此虽不确信，但难免有所疑惑，范仲淹和富弼也知难以辩白，最终自请离朝。宋仁宗作为改革的最终决策者，对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估计不足，虽然也积极支持改革，但遇到强大反对声音和疑惑时，就有所动摇。反观我国历史上改革的得失，可知最高决策者坚定不移的决心是改革、变法取得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

改革是一项复杂的事情，欲速则不达。并非有“积弊”就必须立即革除，而应有适当的方法，合理的缓冲时间，或至少有一个心理预期，尽量使大多数人根本利益不受明显伤害、社会不会巨大震荡。一项制度能长期运行，自然有其合理性。以后世清末维新时废除科举为例，维新时期废除科举虽也有利于为国家培养人才，但操之过急，没有循序渐进、留有缓冲的余地，结果引发巨大反弹，适得其反。庆历新政也是如此，改革方案拟定之后，急于求成的仁宗即下诏颁行。改革缺少一个按部就班、切实推行的条理。改革的成功，需要广泛的社会基础，而这种社会基础的培养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对于牵涉面大的改革，不宜操之过急。范仲淹深谙此理，他曾说，“天下久安则政必有弊者”，“事大不可以忽致”，“事有先后，革弊而久安，非朝夕可致也”。其本意也是要一步一步来，但仁宗却并没有认同范仲淹的这一思想，推行过速，引起巨大反弹，这也是改革流产的重要因素之一。

改革的中止并不意味着改革事项的失误，也不代表问题已经解决。庆历新政后，北宋面临的问题仍然有增无减，决策者也没有因庆历新政的中止而废弃变革，庆历新政二十余年后，更大规模的王安石变法蓬勃兴起。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