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背景下的江苏文脉

作者简介：莫砺锋，江苏无锡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

“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是为了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推动文化建设迈上新台阶的要求而设立的省“十三五”文化改革发展专项规划工程，旨在梳理江苏文脉资源、彰显江苏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贡献。我有幸参加了此项工程，我对该工程的重要意义有两点粗浅的想法。

第一，“江苏文脉工程”是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背景下逐步开展的，只有深刻领会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才能做好“江苏文脉”的整理工作。

中华文化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她经历了长达5000多年的从未间断的发展过程。中华文化的内部蕴藏着生生不息的自我更新能力，能够像凤凰涅槃那样不断获得新生。可是到了今天，随着信息时代和全球一体化浪潮的出现，中华传统文化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传统文化呢？中华文化的主要特征是什么？我认为就是以人为本的精神。

毫无疑问，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认识到自身创造力的民族。在经过后人加工的中国上古神话中，神话的因素与历史的因素以传说的方式奇妙地结合起来。神话人物不是作为人类的异己力量出现，而是人类自身力量的凝聚和升华。神话人物的主要活动场所是人间，他们的主要事迹是除害安民、发明创造，这种文化就必然以人为核心。追求人格的完善，追求人伦的幸福，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便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在中华文化中，人不是匍伏在诸神脚下的可怜虫，更不是生来就负有原罪的天国弃儿，相反，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是衡量万物价值的尺度，人的道德准则并非来自神的诫命，而是源于人的本性。人的智慧并非来自神的启示，而是源于人的内心。先秦的诸子百家虽然议论蜂起，势若水火，但都是以人为思考的主要对象。诸子百家的智慧都是人生的智慧。先民的这种思维定势为中华文化打下了深刻的民族烙印，那就是以人为本的精神。由此而导致的结果是：当其他民族对各路神灵的至高权威顶礼膜拜时，中华的先民却把人间的圣贤当作崇敬、仿效的对象；当其他民族把人生的最高目标设定为进入天国追求永生时，中华的先民却以“立德、立功、立言”等生前的建树来实现生命的不朽；当其他民族从宗教感情中获取灵魂的净化或愉悦感时，中华的先民却从日常人伦中追求仁爱心和幸福感。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的一切价值追求都是在现实中实现的，他们从来不以虚幻的彼岸为归宿。中华先民具有独特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他们不需要经过宗教便能把平凡、朴实的现实人生进行升华，使之进入崇高、美丽的境界。所以中华文化是以人为本的文化。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成功地吸纳了外来的佛教文化，也终将以处变不惊的态度来应对当代的欧风美雨。

对当代中国人而言，中华传统文化中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宝贵遗产值得我们继承：一是重视自然环境的生命观，以“民胞物与”的态度看待地球上的一切生命；二是既重物质也重精神的价值观，不会在追求物质文明的时候丧失对精神境界的希冀；三是既重视群体也重视个体的道德观，儒家的大公无私与道家的个性自由形成互补；四是见贤思齐的学习态度，随时准备学习其他文化的长处；五是见隐知微的忧患意识，重视国家和民族的灾难和隐患而决不讳疾忌医。至于以“和为贵”的原则来处理人际关系乃至民族关系，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来对待其他群体等理念，终有一天会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

中华的先民们极其重视生命的价值，“生之为德亦大矣”。生命在本质上是内在机体的新陈代谢，是不断调节自身以适应外界，所以中华文化一直处于自我完善的变化之中，即使是保守色彩比较浓厚的儒家学派，从孔、孟到董仲舒，再到程、朱、陆、王，又有哪位不是“圣之时者”？所以中华文化便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具有这种品格的文化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来面对外来文化的压力，也有足够的自我调整能力来应对日新月异的新时代。我们既应该坚持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也应以海纳百川的开放心态接受其他民族的文化优点，但是必须以前者为整个民族的安身立命之本。

今天，强势的西方文化正风靡全球，许多民族都对如何维护本民族的文化忧心忡忡，我们当然也不例外。所以我们在努力学习其他民族文化优点的同时，一定要从本民族的文化遗产中汲取宝贵的精神资源。只有当我们在上述两个方面都取得成就时，中华民族才能以独立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才能打造出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软实力，从而为建设全人类的美好未来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二，中国历史上一向有“盛世修典”的优秀传统，近年来这个传统日益受到国人的重视。

众所周知，中华传统文化大致上分为三个部分：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所谓器物文化，是指具有物质形态的文化，大到万里长城，小到各种器具。制度文化主要指社会结构及政治制度。我们能够继承、发扬的主要是传统文化中的观念文化，就是古代的意识形态、伦理准则、价值判断、人生理念的精华。观念文化的主要载体便是用汉字书写的大量古代典籍。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中，造纸术和印刷术两项直接与书籍有关，可见中华民族对书籍的高度重视。中华民族更重要的发明是汉字，在中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汉字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相传仓颉造字时天雨粟、鬼夜哭，那是先民们在发明汉字时惊喜心情的生动描述。

语言文字是人类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也是人类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中华民族而言，汉语汉字就是中华文化的精神血脉，是中华民族实现身份认同的文化基因。《尚书》云“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从殷商以来，用汉字书写的典籍浩如烟海，“经、史、子、集”四大类图书的惊人数量便是明证。中国古代典籍的思想价值和认识功能历久弥新，它是沟通现代人与传统文化的最便捷的桥梁，也是其他文化背景的人们了解中华文化的最佳窗口。动植物的生命奥秘在于一代一代地复制基因，文化的生命就在于基本精神的代代相传。一种观念也好，一种习俗也好，一定要维系相当长的历史时段，才称得上是文化，那种人亡政息的观念或习俗是称不上文化的。整理典籍，领会、阐释典籍记载的文化精神，便是我们继承传统文化的最有效的手段。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整体上的祖师，朱熹借用别人的说法称赞孔子“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但孔子自己的志向却是传承前代文化。他声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还认为“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所以孔子以韦编三绝的精神从事古代典籍的整理研究，所谓“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分明是对《诗经》的研究与整理。朱熹也是如此，他对儒学的最大贡献就是《四书章句集注》。在文学方面，朱子用毕生精力编纂《诗集传》与《楚辞集注》，成为后人读诗、读骚的重要版本。我们应该继承孔子、朱子的精神，在从事具体的典籍整理时心怀传承文化传统的远大目标。从根本的意义上说，古代典籍流传至今的价值并不是专供学者研究，它更应该是供大众阅读、学习，从而获得文化启迪和精神滋养。典籍整理的终极意义在于更好地阐释传统文化的精神，我们应该对重要的中华典籍进行完整细密的文本整理，以及准确可靠的注释和生动灵活的解说，从而将名著引入千家万户。

“江苏”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是从清代才有的。但是如今的“江苏省”这一个区域，从古至今一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地理板块。远古时代环太湖地区的崧泽文化与江苏中部的青莲岗文化，以及稍后江浙一带的良渚文化，都堪称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有文字记载的信史范围内，江苏南部以苏州为中心的地区，是吴文化的发祥地。江苏北部以徐州为中心的地区，则是汉文化的发源地。古往今来，在江苏这块土地上产生许多文化名人。在春秋时代，季札聘鲁观乐，所评皆中肯綮，后人评为“其神智器识乃是春秋第一流人物”。孙武辅佐吴王，威震四方，所著兵法被全世界誉为“兵学圣典”。公元五世纪，在南京成立了中国最早的全国性学术机构，即刘宋王朝设立的“文学馆”，与“玄学馆”、“儒学馆”、“史学馆”并立，简直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最早雏形。文学馆等四个学术机构的成立，意味着从国家的角度，从制度的层面对人文学术的价值认定，并把文学研究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学术门类。这是全国最早的文学馆和史学馆。此外，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学总集《昭明文选》，是在南京完成编纂工作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文学理论的专著《文心雕龙》，也是在南京完稿的。这两部标志性的文学著作都在南京完成，标志着南京的学术核心地位。唐代在全国学术界最负盛名的研究文学的专家都集中在江苏的区域内。从宋元到明清，江苏的文化在全国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江苏已被公认为人文荟萃之地。

到了现代，随着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在南京成立了中国教育史上享有盛名的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凝聚了一批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面成就卓著的著名学者，比如李审言、王伯沆、黄侃、吴梅、罗根泽、胡小石、汪东、汪辟疆、陈中凡等，这一批在当时学术界执牛耳的学者就在以南京为核心的江苏地区任教、研究。江苏省不但在传统文化的成就上占据全国领先地位，而且在学术理念和学术风气上拥有非常优良的资源，值得我们深入发掘。

“江苏文脉工程”分为书目、文献、精华、方志、史料、研究六个部分。作为“江苏文脉工程”的主要承担者，我们自感责任重大。“江苏文脉工程”是一项规模更加巨大、意义更加深远的古代典籍整理工程，具体工作当然也更加艰巨，但是，有省委和省政府的正确领导，有全省学界同仁的坚强支持，我们有信心取得优秀的成绩。

责任编辑：陈伟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