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赤字的思想根源及化解之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三大“赤字”中，治理赤字是根源，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很大程度上源于治理的赤字，即当前全球治理体系、规则和能力不能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导致全球层面秩序紊乱。

　　当前，全球治理仍然是西方主导，出现治理失序与西方的治理理念和思维方式密切相关。要解决全球治理赤字，亟须探索创新治理理念，运用中国等非西方文明的治理智慧，对当前全球治理理念、规则进行补充、修正、提升，为化解全球治理迷局提供新思路。

　　一、全球治理赤字累累 

　　“赤字”本是财政上的概念，指入不敷出。将其用到全球治理上，形象描绘了当前全球问题上升而治理能力下降的欠缺状态。突出表现为：现有治理规则不适应形势变化、治理不充分、措施不管用、结果不公平。

　　1.不适应。现行全球治理规则是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设计制定的，并在冷战中得到强化，体现了西方的价值理念以及当时的权力结构，但现在过时了。一方面，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快速推进，各国之间的交往更加广泛深入、相互依存更加突出，相应地也带来一系列全球性的新问题，且非一国之力或少数西方大国协调所能解决。另一方面，国际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以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70%，“历史的火炬似乎正在从西方传递到东方”。但现行全球治理规则未能反映这种新变化，难以协调解决全球性的矛盾和问题。

　　2.不充分。与全球性问题的广泛性相比，全球治理的范围和领域都还不够，存在广度上的“赤字”。在治理内容方面，当前的治理重点仍是军事、经济等传统问题，对恐怖主义、难民问题、传染疾病、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治理还很不够。在治理主体上，目前仍以主权国家尤其是大国的协调治理为主，没有充分发挥中小国家、跨国组织等的作用，对各种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缺乏有效整合、规范和引导。比如，前段时间勒索病毒肆虐全球，急需各国及跨国组织加强协调、合作打击。

　　3.不管用。因为治理规则不适应时代发展需要、治理范围和参与主体有限，全球治理举措自然不管用、不见效。在经济领域，各国“只扫自己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缺乏有效的政策协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没能发挥应有的协调治理作用，导致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发展不平衡加剧。在政治领域，西方大国漠视规则、迷信强权，打着推广民主、保障人权的幌子干涉他国内政，卖武器、挑争端、拉偏架、搞政变，导致世界局势动荡、地区热点持续发酵、恐怖主义蔓延肆虐，有关战争与和平的全球治理几近失效。比如，美国以导弹和阴谋强推“大中东民主计划”，以为能迎来一个“阿拉伯之春”，结果打开的却是战乱和恐怖主义的“潘多拉之盒”。

　　4. 不公平。任何政治行为，尤其是全球治理，必须有其道德原则，必须体现公平正义，方具有正当性、合法性。但是，当前全球治理既不合理也不公正。首先，治理规则不合理，现有规则以维护西方国家利益为目的，没有充分考虑广大发展中国家和非西方国家利益。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投票权被西方大国牢牢掌控，改革进展缓慢而不充分。其次，治理位势不平等，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呈现“中心—外围”结构，发达国家是“中心”的“治理者”，而发展中国家则是“外围”的“被治理者”。（卢静：《当前全球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改革》，《外交评论》2014年第1期）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的参与权、话语权严重不足，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与其人口、国土、实力、文明等不相称。在国际政治和全球治理实践中，西方国家枉顾道义责任，利用规则制定权限制发展中国家发展。比如，在国际贸易领域，发达国家以绿色壁垒、知识产权惩罚等方式限制新兴经济体发展。

　　二、西式治理思维的缺陷 

　　全球治理出现失灵，表面原因是西方主导制定的治理规则和控制的国际组织没能有效发挥作用，本质上是西方强调争权夺利的国际政治思维与强调协商共赢的全球治理理念不相融。

　　1.二元对立思维。西方思想传统中有着强烈的二元论思想和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在哲学上，从柏拉图、笛卡尔至黑格尔的西方哲学传统都强调“主客二分”,认为主客体相互对立，冲突是世界的本质。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传统中，这种二元对立思想同样是主流，从古典现实主义的权力理论到新现实主义的“文明冲突论”，以及新近提出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都认为冲突是国际关系的本质，是不可避免的。

　　在国际政治实践中，美国等西方国家建立等级制联盟体系，冷战时以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为对手，冷战后全世界寻求新的对手，坚持“非我西方其心必异”，宣称“非我模式其制必败”，认定“国强必争霸”，冷战思维阴魂不散，对中国等新兴国家时时防范、处处遏制，不利于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更是推进全球有效治理的思想障碍。

　　2.经济理性思维。西方思想传统尤其是经济自由主义传统，充分肯定个体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并认为自利的个体“追求自己的利益，常常能促成社会的利益。”（[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下〉》，杨敬年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第3版，第382页）这种思想深深影响了西方经济、政治思想和政策实践。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多肯定行为体的理性和利己主义，商业自由主义因此乐观地认为经济相互依赖自然带来和平与发展；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更是认为各个理性的利己主义者为获得自身利益，势必自愿维持和遵守规则，因为规则能给合作双方带来绝对收益。

　　基于利己主义的规则治理理论有其价值，但过分强调利己主义也存在明显问题。若各国都极力追求自身安全和发展利益最大化，势必导致高度竞争和激烈博弈，规则管控冲突的有效性值得怀疑。而且，不合理的规则可能使守规者利益受损，实力强大者可能因违规而获利更大，各行为体很可能不遵守规则。此外，行为体是否理性？能否准确认识到自身的绝对收益？问题的答案并非显而易见。当前全球经济治理、环境治理等领域谈判进展不大，就与这种只求自身收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思维有关。比如，美国特朗普政府搞贸易保护、退出《巴黎协定》等行为，就是追求短期个体利益而不顾长期整体收益、不遵守国际规则和承诺的负面典型。

　　3.强权至上思维。二元论思想还衍生出了强权思维，因为二元对立论强调主客二分、强弱相别，并且主体必然征服客体、强者必然统治弱者。在西方政治思想中，普遍认为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只能奉行“丛林法则”，推崇弱肉强食、胜者为王，所谓“强权即公理”。在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中，同样崇尚“霸权治理”，现实主义认为霸权国建立并维持了国际秩序，自由主义认为霸权国推动了国际制度的建立，都强调霸权国是国际治理必不可少的要素。在近现代西方人的观念中，西方是强者、“善”的代表、人类发展的典范，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则是弱者，是需要被征服和开化的蒙昧之地，各国应该充满感激地幸福生活在“西方治下的和平”之中。

　　历史上，西方以坚船利炮、烧杀抢掠征服了亚非拉的广袤地区，建立了遍布世界的殖民地。今天，西方依然奉行干涉主义、霸权主义，动用新闻媒体、跨国企业、情报机构甚至战斗机和巡航导弹，强制推行所谓西式民主人权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对非西方国家不仅动用“批判的武器”，而且实行“武器的批判”。全球治理强调多种文明共存、多种治理理念互补、多方力量平等协商，与奉行文明优越论、干涉有理论和一元治理观的强权思维格格不入。

　　当然，我们批判西方治理理念的负面影响并非简单否定西方智慧。一方面，西方思想有力推动了世界的发展进步，西方治理理念和治理规则在实践中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西方二元对立的冲突思维、利益至上的“理性”思维和惟我独尊的强权思维不利于全球治理的推进，是出现治理赤字的思想根源。

　　三、善用中华文明智慧化解治理赤字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离不开理念的引领”。然而，现在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治理理念及规则无法有效引领全球治理。因此，亟须创新治理理念，吸收全人类各种优秀文明成果、融合各种治理思想，为全球治理提供更具正当性、普适性的新理念。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今日正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心，应该充分“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

　　1.和谐共生理念。中华文明追求天人合一，强调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彼此和谐共存、各安其位，认为多元共生是世界的本质。“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多元会聚、交感生化以至“万物通”。在这个多元多样多彩的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种文明只有和谐共生、共同发展，才能使人类社会生机勃勃、繁衍传承。搞单边主义、单极世界，强推一种文明、一种道路、一种模式，只会让世界陷入冲突之苦或枯竭之痛，以致天下大乱、“天下无邦”。

　　相比于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中华文化传统中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越来越成为人们的价值共识，以此构建一种多元治理体系，有利于推进全球治理、和平发展，推动人类社会从“他人是我的地狱”的“霍布斯丛林”转变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2.协商共治理念。中华文明推崇“礼之用，和为贵”“以和邦国”，强调各行为体之间平等交往、友好协商、相互包容。突出平等相待，认为国家不分大小强弱、文明不分高低优劣，彼此平等、互敬互爱。平等是多元共治的伦理基础，只有坚持各国主权平等，推进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才能使全球治理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突出沟通协商，强调各行为体应作为平等的主体共同书写国际规则、共同治理全球事务，彼此怀着真诚和善意，以协商谈判代替冲突对抗、以和睦相处代替相互斗争，以平等自愿代替强买强卖、以全球共治代替 “一国独霸”，“有话好好说”，使治理成为管理、协调与平衡关系的过程。

　　突出开放包容，强调各国应以包容宽和之心看待彼此的利益冲突和理念差异，在大事上求同存异，在小事上宽容礼让，避免让分歧发展为你死我活的斗争。人类有差异和分歧是必然的，但最终应该寻求“和而解”，而非“斗而亡”。“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各国因相异而相吸，必然在相互切磋、相互借鉴中达到相互补益、相互增进的效果，所谓“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3.合作共赢理念。中华文明具有独特的天下观和义利观，注重“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强调“天下一家”，坚持从更加广阔的视野看待自身及“全家”利益，以大局为重、以人类整体利益为重，“不仅希望自己过得好，也希望各国人民过得好”，注重各国互助合作、联动发展，走向共同繁荣。

　　相比西式冷冰冰、赤裸裸的利益至上、自我至上、强权至上思维，中华文化思想中有更多温情、道义的底色，对这个失序的世界无疑是一剂解药。中华文明传统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强调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种文明共生共荣，强调从人类长远和整体利益出发建构命运共同体，强调“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具有正义性、包容性、开放性，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芒，是创新治理理念的重要思想资源。

　　中华文明中“尚和合、崇正义、求大同”的价值理念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倾向，与强调共存、共治、共赢的全球治理价值高度契合。但是，当前的国际政治现实依然是权力、利益主导，现实主义理论仍是主流，理想主义如何避免成为高缈的口号？这是一个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为此，要加强对全球治理、国际体系、中西文化比较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找到中国治理智慧与历史经验、时代精神、现实情况的共鸣，与西方及其他文明的治理理念和治理规则的最大公约数，形成一整套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一整套具有操作性、普适性及可持续性的制度体系和具体方案，确保在理论上立得住、在现实中行得通。

　　四、推进全球治理的中国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讲，“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中国作为东方文明古国、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责任也有需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呼吁推进全球治理变革，两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全球治理问题进行专题学习讨论，提出了全球治理观、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正确义利观、全球化观等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变革，为化解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

　　1.中国方案。当前，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日益增多。针对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中国鲜明提出了“中国方案”。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系统提出了全球治理四大模式，强调“要坚持创新驱动，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要坚持协同联动，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要坚持与时俱进，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要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给迷茫的世界带来了惊喜。随后，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呼吁，面对这个不确定的世界，要合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并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为人类社会实现共同繁荣指明了方向。面对全球化发展遭遇逆流干扰、地区合作面临退步的局面，中国及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方案。

　　2.中国作为。积极倡导和践行新型全球治理观，推动中国理念上升为国际共识，以实际行动化解全球治理赤字。积极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维护联合国在处理国际和平与安全事务中的核心地位和主渠道作用，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促进全球多边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主办北京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G20杭州峰会以及出席一系列重大多边外交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顶层设计，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改革，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制变革。在对外交往合作中践行互利共赢理念，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全球和地区发展战略对接、政策沟通协调，实现共同发展。

　　3.中国担当。积极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提供各国急需的全球公共产品，增进了全人类的整体利益，彰显了中国的大国担当。着力提供全球安全产品，以建设性姿态参与伊核问题、朝核问题、叙利亚问题的对话和谈判，深入参与国际维和行动，努力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着力提供全球发展动力，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超过3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着力提供全球公共基础设施，帮助各国实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支持建设亚投行等新型多边金融机构，推动各国联动增长。着力引导全球化向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全力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着力提供全球绿色产品，积极推动和维护《巴黎协定》，以实际行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4.中国智慧。中国推进全球治理的价值理念、创新举措，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品格和智慧。注重平等参与，不以力强而为霸、不以牵头而当头，不搞“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不搞唯我独尊和以强凌弱，强调各国在国际事务中具有平等的发言权和决定权。比如，中国倡议建立亚投行却不谋求“一票否决权”，倡议“一带一路”而不唱独角戏，这些做法与西方以利为先、力强者霸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大相径庭。注重开放合作，不搞传统的结盟政治，不谋求势力范围，“不营造自己的后花园”，强调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坚持互助合作、共赢发展。注重渐进改良，坚持做现行国际体系的“改良者”而不是“颠覆者”，“就米下锅”而不“另起炉灶”，以缓和、灵活的方式，在治理合作中发出中国声音、加入中国元素、提出中国方案。比如，将亚投行定位为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补充，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密切合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当今世界，旧的国际秩序正在崩塌，新的国际秩序尚在建构之中，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中国要抓住国际秩序重构的契机，汲取传统智慧，增强软硬实力，秉持道义责任，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到中流击水，做中流砥柱，和各国共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大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