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是一条历史的河，是一条文化的河，也是一条文学的河。如果只关注大运河的经济和现实意义，我们的运河研究就缺乏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文学书写是塑造文化品格的鲜活力量，对运河文学书写的研究，将直接关系到我们对美好梦想和未来的建构。
大运河是一条历史的河
京杭大运河自公元前486年开凿，至公元1293年实现全线通航，前后共持续了1779年。京杭大运河作为世界上最长的运河，它的开掘及修整，前后共持续了近两千年，更不用说通航至今又流淌了近一千年。然而大多数中国人很少了解到大运河所承载的历史之重。
根据黄仁宇《明代的漕运》进行的研究，自宋朝以来，大多数重要的政治事件和军事行动都发生在大运河沿线地区。这种情况到了明代更为明显。在明代重新开凿运河之前，朱元璋曾派出考察队沿着未来水道的路线进行考察，而燕王朱棣南下夺取帝位走的正是这条路线。在攻占了德州、济宁和东昌这几座城市之后，燕王奠定了军事胜利的基础，而这些城市恰恰都是大运河沿线的重要城市。在起兵夺取帝位的最后一个阶段，燕王大胆包抄，经过淮安，出其不意攻占扬州，从而夺取了南北大运河干线上的最后两座堡垒，这也意味着建文帝的失败。到了近代，大运河仍然是影响战争成败的重要因素。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由于清政府放弃对大运河的治理，淮河以北运河的航运功能基本丧失。
“千帆竞发为漕粮”曾经是京杭大运河上一道令人震撼的风景线。明清两朝，漕政通乎七省，淮安更是成为全国的漕运指挥中心、河道指挥中心、漕粮运输中心和税收征集中心。淮安在鼎盛时期与扬州、苏州、杭州并称运河线上的“四大都市”。从“夹岸数十里，街市栉比”、“淮郡三城内外，烟火数十万家”、“壮丽东南第一州”等文字记载中，可见淮安当年的繁盛。但以“运河之都”带来的繁荣地位也为其埋下了衰败的种子。据史料记载，自明中叶黄河夺淮入海后，淮河以北的漕运因黄河日益频繁的决口，以及河床逐步淤高而变得越来越困难。道光四年（1824年）冬，高家堰大堤溃决，河运漕粮已不可能，清廷不得不于道光六年将漕粮改行海运。雇商海运后，河运所占比重急剧下降，运河北段的航运价值基本丧失。与此同时，伴随着近代交通运输工具的兴起，淮安水陆交通枢纽的地位也迅速丧失，曾经千帆竞发的场景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平静下去。
时至今日，中国经济腾飞，综合国力增强，运河申遗让人们意识到，大运河是难得的人类两千年来的文化与大自然相互融合的真实完整的证明。建设大运河文化带，就要探寻如何为它注入更多的现代活力。浙江在原来浙东运河的基础上，进一步疏浚开凿杭甬运河，把大运河直接延伸至宁波出海，使低廉方便的运河运输和宁波深水港的优势得到更有效的发挥。在新的历史境遇下，大运河定能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带来沿线城市的再度辉煌，带来国家综合实力的进一步提升。
大运河是一条文化的河
在流淌的千年间，大运河见证了沿岸的沧桑巨变，吸纳了各地不同特色的民俗人情，融通了燕赵文化、齐鲁文化、中原文化、江南文化，包括园林文化、戏曲文化、工艺文化、饮食文化等等不同的形态，可以说，大运河的波涛里泛着沿线城市各自独特的文化符号，也滋养了沿岸人民共同的乡愁记忆。大运河文化带是一个富矿，深入挖掘其内涵，将为我们搭建深度交融的桥梁。
流淌的运河水滋养了一方文明。运河所经之处，必有与运河相关的故事和风俗，大运河就像一条金丝线，串联起一颗颗璀璨的地方文化明珠。运河途经的扬州哺育了宝应、高邮、邵伯、湾头、瓜洲等多个历史名镇，更留下了李白“烟花三月下扬州”，杜牧“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等文人墨客为这个与运河同龄的运河城谱写的篇章；运河的终点北京更是与运河息息相关，且不说当年那大运河上从南漂来的稻米、丝绸、茶叶如何丰富了京城百姓的生活，就是建设紫禁城的金砖、楠木也都是从大运河上运到京城的。老辈人有句俗话：北京城是漂来的。我们现代人更愿意说她是一首流动的民族史诗。天津杨柳青古镇就坐落在京杭大运河边。在四百多年前的明代，南方的纸张、水彩，沿京杭大运河传到了这里，杨柳青年画因之而兴。杨柳青木版年画玉成号第六代传人霍庆顺，从小吃运河水长大。在他看来，正是门前这条流淌了千百年的大运河，让杨柳青年画有了包罗万象的艺术风格，产生了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更不必说大运河将南方的纸材、燃料等原材料运到天津，才有了杨柳青木版年画的兴起。运河沿岸的各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各具特色的传统艺术和民间风俗活动离不开大运河的滋养，它们是大运河沿岸城市的文化遗产，也是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流动的运河魂融汇了八方文化。京杭大运河串联起各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同时又在流动中推进不同地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文化交融并不是一句空话，更多体现在细节。运河沿岸，不同地域人们的生活习惯互相影响。如北京人爱吃糯米做的炸糕、切糕、江米条、元宵等黏糯的食品，但北方其实并不产糯米。这种饮食习惯的形成正是因为大运河的流通，糯米经由大运河从南方运过来。据说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东交民巷，就是过去堆放糯米的地方，所以原名叫江米巷。除了在物质生活习惯上互相影响，沿岸地区还形成了共同的行业习惯和风俗习惯，如农民下地干活叫“下湖”；河边群众忌说与“翻”“死”“沉”等谐音的字和相关的事；船民的婚丧嫁娶、生产劳作、宗教信仰等也都有着约定俗成的规矩与讲究。另外，运河也直接成为不同文化形态融会贯通的桥梁。我们所熟悉的京剧就是沿着大运河北上而形成的。众所周知，京剧的前身是徽剧，乾隆年间，四大徽班融合了徽剧、汉调、昆曲、秦腔的部分剧目、曲调和表演方法，最终形成了京剧。实际上，当年徽班进京的出发点就是扬州，清朝乾隆皇帝曾经六次下江南，每次都是乘船沿大运河南下，并在大运河与长江的交汇点——扬州落脚，因此扬州就成为各路戏班会聚的地方。四大徽班正是从扬州出发沿着大运河北上，一路表演，融合了不同地方戏曲的风格。
近些年来，国家高度重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提出“要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十九大报告重提“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足见国家对于加强文化建设、提升文化自信的重视。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滋养出的一条完整的河、一条历史的河、一条文化的河。同时，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它又反哺、养育了沿线城市和整个中华大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运河申遗成功必然带来运河文化的深化和升华，运河文化将成为中国的一张新名片，为当下建设注入崭新的活力和强大的凝聚力。
大运河是一条文学的河
运河文学是由运河文化孕育而生的，同时它也参与了运河文化的建构。如果从广义上说，凡是以运河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均归于运河文学，那么运河文学古已有之。唐诗宋词早有吟诵，明清小说中《水浒传》《红楼梦》都写到了运河沿岸城市的风光，“三言二拍”更是直接取材于大运河。现当代文学作品在书写运河沿岸的风土人情、历史变迁方面有着共同的倾向，形成了运河文学特有的时代风貌。
运河文学的风情书写。真正明确提出“运河文学”的概念是在1982年，伦海发表《刘绍棠的“运河文学”》一文。该文认为“刘绍棠的‘乡土文学’是地地道道的‘运河文学’”。刘绍棠之后，长篇小说或纪实文学如雨后春笋，令人目不暇接。如周祥《运河滩上儿女情》（1994年）、张宝玺《大河惊梦》（1997年）、重阳《运河伊人》（1999年）、王梓夫《漕运码头》（2003年）、蔡桂林《千古大运河》（2007年）、陶长坤《静静的大运河》（2008年）、蒋海珠《运河女》（2010年）、刘凤起《永远的大运河》（2016年），等等。刘绍棠笔下运河人家的农耕本色，生动自然，又饱含着人文气息。
大运河是一条天然的人文之河。运河文化在源头上就是人类赋予的，在漫长历史的流淌中，水与人、情与景，在交流中不断融汇，在融汇中不断贯通，所以运河文学对自然景致的描绘总脱不去人文色彩：仲夏时节的北运河，碧水涨满了两岸，却又波平如镜。“老龙腰河柳”是刘绍棠小说中常见的一个意象，在《芳草满天涯》《瓜棚柳巷》《绿杨堤》《田野落霞》等篇目中多次出现，仿佛大运河边上的一棵柳树都充满了灵性。运河水与运河人相伴而生，形成了运河风情的独特韵味。
运河文学的历史书写。运河文学对时代变化的感知非常敏感，运河的文学书写带有强烈的时代性和历史沧桑感，围绕着不同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有不同的主题。
隋朝在运河贯通后亡国，引发唐代诗人对开河与亡国的关系进行多角度的思考，特别是白居易的《隋堤柳——悯亡国也》成为运河诗词的经典之作。到了繁盛时期，运河既以最壮观的河道、码头、仓库等物质形态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又以新风新俗、新思想新观念等非物质形态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诞生了《水浒传》等经典运河小说。1911年津浦铁路建成，铁路运输代替运河运输，大运河的航运功能逐渐衰落，运河文学也逐渐成为书写时代兴替的历史场域。《北运河上》是1938年由汉口大众出版社出版的“抗战动员丛刊”中的一种，作品以运河城市聊城为背景，讲述的是如何将“土匪”这种民间力量引导到抗日的道路上来。《运河的桨声》以运河岸上的山楂村为背景，反映了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当地党支部如何依靠群众积极分子与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富农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也有不少作品借古说今，《漕运码头》以时世巨变的道光一朝为背景，对影响封建帝国甚深的漕运历史及流弊进行了详细考察，充分展示了大清王朝由盛向衰之际，从官场到民间的种种忧患及挣扎。《运河风云》以运河城市济宁为背景，写了明朝永乐年间疏浚大运河济宁段的历史场面。这些作品当然属于运河文学的范畴，既塑造了运河滩上的众生相，又演绎了沿线城市的时代巨变，但大运河在作品中更像是一个历史见证人的角色，缺少了它所特有的文化底蕴。
运河文学的文化反思。尽管独具特色的风情书写和展现时代风气的历史书写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并反映了运河文化的历史品格，但就实际创作状况来看，现当代运河文学并未诞生艺术成就极高的作品，主要原因在于运河特色的表面化。运河作家大多生活在北运河通州、南运河临清、聊城等城市，运河是他们童年记忆和故乡情结的寄托。刘绍棠说：“我不主张云游四方，泛泛而交，因而不离热土，眷恋乡亲，在自己的生身之地打深井，无非是不愿舍近求远。”这样的乡恋情结使得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充满了热情与爱恋。沈从文写湘西世界，萧红写呼兰河城，上世纪20年代侨居北京、上海的乡土小说家写自己的故乡，都是因为有了一种审视的姿态，才有了更加厚重的深度。运河文学要在“打深井”的同时增强开放意识和当代意识，才能摆脱封闭和僵化，拥有更为强大、鲜活的生命力。
大运河是一条完整的河，运河文学承载了流域的个性与宽广，更应该“耳听八方”，开阔视野；大运河是一条历史的河，运河文学凝聚了历史的智慧与思考，更应该厚积薄发，顺应时代；大运河是一条文化的河，运河文学滋养了文化的鲜活与深沉，更应该融会贯通，开放包容。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大运河成为了区域发展和国家建设瞩目的焦点，运河文化面临着转型的重大任务，只有尊重运河文化的历史品格，真正实现文学与文化的互动共生，才能谱写出大运河新的、华美的历史篇章！
（第一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责任编辑：陈伟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