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毕飞宇，江苏兴化人。当代作家、南京大学教授、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作品有《哺乳期的女人》《白夜》《地球上的王家庄》《推拿》等，曾获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人民文学奖等。
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总之，那一天我得到了一碗汤圆。但我们乡下人要土气一点，我们把汤圆叫作“圆子”。我的碗里一共有四个圆子，后来，有几个大人又给了我一些，我把它们都吃光了——情形是这样的，以我当年的年纪，我的母亲认为，我吃下去的数量远远超出了我的实际能力，所以，她不停地重复，她的儿子“爱吃圆子”，“他吃了八个”。后来，大家都知道了，我自己也知道了，我爱吃圆子，我一顿可以吃八个。
我相信酒席大致也是这样，如果你在某一场酒席上喝了一斤的酒，人们就会记住，还会不停地传播：某某某能喝，有一斤的量。记忆都有局限，记忆都有它偏心的选择——人们能记住你与酒的关系，却时常会忽略你与马桶的关系。
直到现在，我五十多岁了，我的母亲都认定了她的儿子“爱吃圆子”。我其实不喜欢。在那样一个年代，在吃这个问题上，爱和不爱是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问题，首要的问题是“有”。在“有”的时候，一个孩子只有一个态度，或者说一个行为：能吃就吃。这句话还可以说得更露骨一点：逮住一顿是一顿。
我还想告诉我的母亲，那一次我其实吃伤了。很抱歉，“吃伤了”是一件很让人难为情的事，可我会原谅我自己。一个孩子，在那样的时代，如果有机会的话，我相信所有的孩子都会吃伤。
我为什么至今还能记得那碗汤圆呢？倒不是因为我“吃伤了”。首要的原因是因为汤圆属于“好吃的”。吃“好吃的”，这样的机会并不多。我的父亲有一句口头禅，说的就是“好吃”与“记忆”的关系：饿狗记得千年屎。
“好吃的”有什么可说的吗？有。
我们村有一个很特殊的风俗，在日子比较富裕的时候，如果哪一家做了“好吃的”，关起门来独吞是一件十分不得体的事情，要被人瞧不起的。我这么说也许有人要质疑：你不说你们家做了“好吃的”，人家怎么知道的呢？这么说的人一定没有过过苦日子。我要告诉大家，人的嗅觉是一个奇异的东西，在你营养不良的时候，你的基因会变异，你的嗅觉会变得和疯狗一样狂暴。这么说吧，你家在村东，如果你家的锅里烧了红烧肉，村子西边的鼻子会因为你们家的炉火而亢奋——除非你生吃。
所以，乡下人永远都不会去烧单纯的“红烧肉”，他们只会做“青菜烧肉”、“萝卜烧肉”、“芋头烧肉”，满满一大锅——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要送。左边的邻居家送一碗，右边的邻居家送一碗，三舅妈家送一碗，陈先生（我母亲）家送一碗。因为有青菜、萝卜和芋头垫底，好办了，肉就成了一个“意思”，点缀在最上头。
柴可夫斯基有一首名曲，《如歌的行板》。它是俄罗斯的民歌，作者不详。这首歌我引用过好几次了，我还是忍不住，决定再一次引用它。它是这么唱的：
瓦尼亚将身坐在沙发，酒瓶酒杯手中拿。
他还没有倒满半杯酒，就叫人去喊卡契卡。
这首歌的旋律我很早就熟悉了，但是，读到歌词却还是1987年的冬天。那一年我大学毕业，一个人在宿舍。读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几乎没有过渡，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往事历历在目。在我的村庄，在那样一个残酷的、艰难的时刻，即便如此，伟大而又温润的中国乡村传统依然没有泯灭，它在困厄地流淌，延续：每一个乡亲都是瓦尼亚，每一个乡亲都是卡契卡。
分享，多么芬芳的一个东西。
“一块给狗的骨头不是慈善，一块与狗分享的骨头才是慈善”，这句话是杰克·伦敦说的。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正是大学的二年级，在扬州师范学院的图书馆里头。这句话至今还像骨头一样生长在我的肉里头。杰克·伦敦揭示了分享的本质，分享源于慈善，体现为慈善。
从中，我学到最为重要的一个词：分享。此时此刻，我愿意与所有的朋友分享这个词：分享。这个词可以让一个男孩迅速地成长为一个男人——他曾经梦想着独自抱着一根甘蔗，从清晨啃到黄昏。
如果有一天，即便我的身体里头只剩最后一根骨头，这一根骨头都足以支撑起我的人生。这不是因为我高尚，不是，我远远没有那么高尚。但是，因为有太多太多的人和我分享过他们的骨头，我自然有分享的愿望。
我很高兴地注意到一个现象，“分享”这个词的使用率正在上升。我渴望着有那么一天，“分享”终于成为汉语世界里使用率最高的一个词，而“分享”也真的成为我们切实可感的“民风”。
责任编辑：高 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