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会上，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莫砺锋以《普及古典名著 弘扬传统文化》为题阐述了他对如何传承发展传统文化的几点认识，并提到了南京大学校史上一个值得借鉴的先例——“学衡派”。
学衡派得名于《学衡》杂志，是指以该刊为阵地形成的学术团体，成员以国立东南大学师生为主。这些人并不反对新文化，反对的是否定传统文化的激进思潮。学衡派主将之一的梅光迪在哈佛大学时致力于搜求同道。吴宓是他拜访的同道之一，两人相见时，梅光迪“慷慨流涕，极言我中国文化之可宝贵，历代圣贤、儒者思想之高深，中国旧礼俗、旧制度之优点，今彼胡适等所言所行之可痛恨”。吴宓深受感动，当即表示愿意追随并效力。之后经梅光迪推荐，吴宓认识了白璧德（Irving Babbitt），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批判科学至上、推崇古典文化，吸引了一大批中国学子。在哈佛，吴宓与同样反对一味西化的陈寅恪、汤用彤等结识，对陈寅恪打通古今中西的诉求尤为佩服。在此，一个有别于激进思潮的知识群体酝酿成形。1921年，梅光迪被故交刘伯明邀请到正在改制为大学的南京高等师范执教，一群志同道合者相互引荐，聚集到南京，于1922年1月创办了《学衡》杂志。彼时，偏于激进的观点更是蔚为潮流，而横空出世的《学衡》则被视为时代的“逆流”。在创刊号上，《学衡》同人揭橥本刊宗旨为：“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可见，《学衡》主张调和中西，融合双方之长。由于当时潮流以新为尊，《学衡》主要的论争对手便指向以胡适为代表的《新青年》诸君。在创刊号上，梅光迪撰写《评提倡新文化者》一文，批评激进的新文化思潮的种种弊端，强调二十世纪的文化，并不只有西方文化，因此改造固有文化与吸取他人文化，都要建立在彻底研究、明确批判的基础上。他认为胡适对他人文化的吸取没有做到这一点，且抛弃了自身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创刊号上胡先骕的文章将矛头指向了胡适的《尝试集》，称它的价值与效用都是负面的，希望青年人能由此认清“主张偏激之非而知中道之可贵”。吴宓之后在一篇文章中直言，理想的境地就是既保存国粹，又昌明欧化，做到融会贯通。
对学衡派诸君的这些指责，胡适不以为意，他在读了《学衡》创刊号后，没有直接辩驳，只写了一首打油诗讽刺道：“老梅说：‘《学衡》出来了，老胡怕不怕？’老胡没有看见什么《学衡》，只看见了一本学骂。”他自信文学革命已经无需讨论，以后完全就是新文学的创造时期了，《学衡》的议论，只能算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胡适对形势的判断，不是没有依据的，莫说从全国看学衡派处于下风，即使是在素来学风稳重的国立东南大学内部，学衡派也不曾占有主流位置。胡适的胜者之姿更反衬出《学衡》诸人的倔强——愈是对西学有深厚的造诣，就愈不愿意仅以西学为是、以国粹为非。即使注定是少数派，他们也要批判潮流对传统文化的偏激态度，哪怕这种对抗给他们招来了守旧的恶名。1924年，柳诒徵为即将离开南京的梅光迪、吴宓二人撰写了一篇小文，文中说两人以同创《学衡》杂志而诏世，浅见者一开始对其文字颇多诟病，但“久之，其理益彰，其说益信而坚定，浮薄怪谬者屏息不敢置喙”。此说并非对现实的直接呈现，而更多是对两位同仁的勉励，因为新文化当时仍保有压倒性的优势，反观《学衡》则销路不佳，前景堪忧，但《学衡》还是勉力维持了下去，一直发行到1932年第79期终刊。在撰文批判激进的新文化思潮之弊端外，《学衡》杂志刊发的主要内容集中于有关中国文化史、佛学研究、西洋哲学与印度哲学等方面的专题论文，译介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和旧体诗词文赋，展现了学衡诸君的学养和融贯中西的治学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学衡》与《新青年》的观点之争看似激烈，但两个阵营的学人私下并非剑拔弩张的关系。如梅光迪与胡适有同乡之谊，早年很是投契，曾在留学生涯中互相勉励，胡适还一度思考过向美国输出中国文明，这让梅光迪颇为赞赏，而梅光迪也曾欲投身于新文学的创造。两人在为文学革命产生分歧并争辩的过程中，梅光迪透露出他对传统文学形式弊端的反思，而胡适也从梅光迪的质疑中得到启发，完善了自己对改良文学的认知。胡适回国加盟北京大学后，还曾邀请梅光迪同去——虽然遭到了梅氏的拒绝。《学衡》成“学骂”后，两人关系确实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但还保持着交往。1927年梅光迪还用白话文致信“适之我的老哥哥”，并调侃说“我若降格用白话，还是比一般人写得好的，我依然坚持原有的观点，即小说戏剧可用白话，作论文和庄严的传记不可用白话”。同样激烈批判过胡适的胡先骕1925年与胡适上海相遇后，还与他合影留念。胡适则在照片上题字“两个反对的朋友”。其后胡先骕因对《学衡》杂志有诸多不满，加之个人职业规划的调整，突然提出停办《学衡》，其中一条理由竟是“胡适对我颇好”。他们的私交实则反映了一个根本的问题，即两方的观点并非水火不容。如前所述，作为文化保守主义代表的学衡派很多人有深厚的西学素养，他们反对的不是西方文化，只是强调不该不加抉择地鼓吹西方文化，并以之建构文化霸权话语，任意摧折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新文化派也并非全以西方文化为尊，并非无视传统。胡适就明了人文主义者的中庸之道，也曾试图在传统中挖掘现代性。周作人也对新旧截然两分观点提出过质疑。孙江借胡适在南京的一次论辩与演讲指出，胡适和学衡派在对新文化和国学的认识上有“高度的互补性”，张宝明则将《学衡》与《新青年》既有显著分歧，又存在交叉重合的现象称作是“异音同位”。
学衡派勇于成为时代“逆行者”，抵制全盘西化观，致力于昌明国粹的行为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启示。近代中国救亡的使命感确实一度让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价值产生了疑问，但若与传统彻底决裂，将会面临更大的危险，因为这会让中国人失去自己的精神家园，更无法选取适合中国人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而在弘扬传统文化时，人们也无需对西方文化抱有怀疑乃至反对态度，后者也有传统与现代之分，正如《学衡》卷首并立的孔子像与苏格拉底像一样，吸取中西古今之长是文化繁荣发展的必然选择。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
责任编辑：陈伟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