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治政的四句箴言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无数政治家凭借其聪明才智，依托其丰富的从政经验，总结出不少治国理政的经验。尽管古今有别、时代有异，但古代丰富的治政谋略和管理艺术，对当下仍颇有借鉴价值。

尚贤任能是兴政之基

古人云：“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士者，人才也。商汤聘伊尹而安天下，周文王崇姜尚而开基业，刘邦得张良、萧何、韩信而定江山，刘备三顾茅庐而鼎立三分。这些昭示我们：尚贤任能是兴政之基，是立国之本。

被后世称为“亚圣”的孟子在总结先贤治国理政经验时，把“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列为“王天下”的诸条件之首；荀子认为，治国理政的最高策略有三：“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欲立功名莫若尚贤使能矣”。三国时期，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深刻剖析了汉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得出一个结论：“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这一结论精辟入里、发人深省。

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深谋远虑、建树卓越的封建帝王，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始终把“广任贤良”作为治国理政的当务之要。据《贞观政要》记载：有一次，李世民与大臣萧瑀一起讨论隋文帝的成败得失。萧瑀认为隋文帝一生克己复礼、勤劳致思，常常行坐论事、传飧而食，“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而太宗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隋文帝因为“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史学家范祖禹曾就这段对话作出如下批注：“君以知人为明，……隋文勤而无功，太宗逸而有成。”考究隋文帝与唐太宗的成败得失，差别就在于用人。由此可见，国运兴衰、政治荣枯皆系于能否尚贤任能。

宽猛相济是善政之本

“治大国如烹小鲜”，有时需要“急火蒸煮”，有时需要“文火煎熬”。古人认为，治国理政应宽猛相济，兼用“德治”与“法治”。

孔子曾经说过：“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于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这就是说，作为统治者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应科学地处理好宽与猛的关系，做到宽中有猛，猛中有宽，宜猛则猛，宜宽则宽。《荀子》中有“治之经，礼与刑”的论述，讲的也是治国理政应该宽猛相济、张弛有度。

古代有一则“辕门斩将”的故事，说的是韩信归汉，刘邦筑坛拜将，一班文臣武将心中不服。一天，韩信下令集合操演，限五更时分集合，而身为监军的殷盖根本不把韩信放在眼里，中午时分才姗姗而来。韩信深知，如不严惩重罚，恐将令难行。为了整肃军纪，以彰军令，韩信依法将身为朝臣的殷盖斩首立威。自此，军营上下凛然，无人再敢渎犯军令。古人认为，在治政安民的实践中，治乱世，需用重典，治乱军，需用严刑。在特殊的情况下，不必讳言严刑峻法。

在强调“猛”的同时，古人对滥施暴政多持否定的态度，素有“苛政猛于虎”的评说。作为统治者，如何辩证地处理好宽与猛的关系，使之相辅相成，并行不悖，体现了一种大智慧。汉初，刘邦刚刚平定天下，开始封赏自己的宗亲和故旧，当时很多有战功的异姓臣属没有得到及时封赏，一些大臣甚至和刘邦有过节，大臣们大失所望且担心受到报复，聚在一起商议谋反。刘邦知道此事后，问计于张良。张良劝道：要止息谋反，需要安抚人心，你可以从你憎恨的人中找出一个人来，怀柔施恩，通过适当安抚他去稳定人心。刘邦依计而行，把平时欲杀之而后快的雍齿作为安抚对象，当着百官的面，给予公开封赏。那些心有怨气的臣属见刘邦如此宽怀大度，便收敛反心，一场潜在的危机很快就平息了。

严明赏罚是治政之要

“赏罚不明，百事不成。赏罚若明，四方可行。”春秋时期管仲说过：“凡治国之器三……曰：号令也，斧钺也，禄赏也。三器之用者何也？曰：非号令毋以待下，非斧钺毋以威众，非禄赏毋以劝民。”这里，管仲有意把赏罚和作为国之重器的号令放在一起加以强调，表明他对赏罚的高度重视。

《左传》提出，作为掌握权柄的人治国理政一定要出于公心，一碗水端平，做到赏不避怨仇，罚不避亲戚。同时要区别不同对象和层次，把握赏罚的重点和时机，适时适度地实施赏罚。诸葛亮《便宜十六策》中也有“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赏不可虚设，罚不可妄加”之说，旨在告诫官吏在实施赏罚时，要恪守公平正义，不能厚此薄彼。这些都是古人治国理政的经验之谈。

管理学认为，奖赏是一种给人以鼓舞、为人们乐于接受的管理行为，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惩罚则更多地表现为鞭策、警诫，具有特殊约束力和警醒作用。在实际生活中，因为苛责滥罚造成的危害，人们往往看得很清楚，而对吝啬赏赐的副效应却认识不足，历史上也不乏因吝啬赏赐而出纰漏的事情。

《资治通鉴》中记载着一个故事：后唐庄宗李存勖，曾经叱咤风云，举天下豪杰未能与之争。当其沉湎于酒色而被困于伶官时，引发内乱，叛军逼近京城。此时府库储备不足，军中供应紧张，致使人心躁动，流言横飞。宰相率百官上表，请求劳军赏士，以安军心。而庄宗吝啬钱财，不肯“出血”。待到叛军围困京城时，庄宗才不得不拿出一些金帛赏赐诸军。军士们手捧赏赐之物连声大骂：吾等妻儿早已饿死殆尽，现在要这些东西又有何用？一代豪杰的庄宗，终被伶官射杀。后唐庄宗因吝啬赏赐而失军心之事，令人深为叹息，也引发人们更多的思考。奖与罚是一柄“双刃剑”，使用适时得体，可以产生巨大的正能量，对领导活动的开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反之，如果应用失当，则会出现事与愿违的副效应。

察纳众言是优政之源

明代薛瑄在《薛子道论》中说：“为政，通下情为急。”而下情的通晓，途径就是广开言路，虚怀兼听。汉代桓宽在《盐铁论》中说：“多见者博，多闻者知，拒谏者塞，专己者孤。”意思是见得多的人知识广博，听得多的人头脑聪慧，拒绝别人意见的人视听闭塞，独断专行的人必然遭到孤立。

明代宰相张居正在《论时政疏》中有言：“明主不恶危切之言以立名。”意思是说，明君之明在于能听令人忧惧的言语。古人认为，“天下如人之一身，夫身必气血周流无所壅塞而后能存焉，谏者使下情得以上通，上意得以下达，如气血周流于一身也。”一个开明的官吏要达于“聪明”，就必须虚怀兼听，不仅要对谏言来者不拒，而且要导之使言，并“择善而从”，以求得上下通达。

纳谏兼听实为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要素。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征有过一段对话。太宗问魏征：“君何道而明，何道而暗？”魏征答曰：“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唐太宗深谙此语的真谛，在治政安民的实践中，他一直视谏诤为金玉之言，做到从善如流，择善而从。以至在魏征去世后，唐太宗恸哭失声，疾言痛失“明镜”，并常常要求臣属效仿魏征，“勤攻吾短”，帮自己“长善救失”。

（作者系共青团灌云县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