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古代富民观

清初思想家唐甄说：“为治者不以富民为功，而欲幸致太平，是适燕而马首南指者也，去治愈远矣”，为求天下大治，必须以养民作为施政目标。且只要做到使“天下之官皆养民之官，天下之事皆养民之事”，就能保证“三年必效，五年必治，十年必富”。我国古代许多思想家、政治家都非常重视富民，并从以民为本、关注民生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惠民、利民、富民的主张，对后世影响深远。

藏富于民

民富是国富的前提，民富才能国富。儒家旗帜鲜明地提出，应以富民为先，通过民富来实现国富。儒家认为，富民是第一位的，民富自然国富。那些真正能够“王天下”的国家，都是能够使民众富庶的国家。人民在富裕之后，会进一步激发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改良农田，发展生产，使社会物质财富得到成倍的增长，生产愈发展，国家也就愈富有，从而就可以达到“上下俱富”。如果百姓食不果腹，朝不保夕，就无心也无力从事农业生产，就会导致产量歉收。在百姓普遍极度贫困的情况下，国家也难以富强。基于这一点，他们对那些不关心民疾，丰上俭下，把国富建立在民穷基础之上的君主进行了强烈的抨击。孟子曾当面批评梁惠王说：“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这样的君主，人民起来推翻他，也是理所应当的。

战国后期的儒家代表人物荀子认为治国的目标是富国，并在其代表作《荀子》中专以《富国》为题论之。他主张“上下俱富”，认为“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不富无以养民情……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他反对王公大臣“厚作敛于百姓”，认为如果“田野荒而仓库实，百姓虚而府库满”，就会“以求富而丧其国”。因此，他提出，藏富于民才是强国的根本。

与藏富于民对应的是藏富于国，隋炀帝是藏富于国的代表。贞观十一年，监察御史马周对唐太宗李世民说：“隋家储洛口，而李密因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隋朝已灭亡了20年，可那时的粮食布帛还未用完。1969年在洛阳发现了一座隋朝粮仓――含嘉仓遗址。面积达45万多平方米，内探出259个粮窖。其中有一个粮窖还留有已经炭化的谷子50万斤。由此可见隋朝的富裕与强盛，也可见隋朝横征暴敛的程度。隋朝也因不懂藏富于民的道理，国富而民穷，最终走向动乱、灭亡。

轻徭薄赋

我国思想家、政治家不仅提出了富民的思想主张，对于如何实现富民，他们也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措施。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减轻人民的赋役负担是重要的富民手段之一。

孟子“仁政”“富民”的途径就是轻徭薄赋。他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则不可胜用也。”他认为耕种好土地，减轻赋税，就可使百姓富足。他又说：“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在他看来，征税要轻简，否则百姓不是饿死就是离崩。

和孔、孟同属儒家的荀子也主张轻徭薄赋，实行“裕民”政策，认为“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与此相对应，他的治税主张是：“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值得一提的是，荀子新颖地提出了“上以法取焉”和“王者之法，等赋”，即君王应按照法度征收赋税，规定赋税等级，不能随意滥征多派。

北宋李觏认为赋税的轻重决定百姓的贫富，必须慎重对待。他主张减轻百姓的赋税负担：“一夫之耕，食有余也；一妇之蚕，衣有余也。衣食且有余而家不以富者，内以给吉凶之用，外以奉公上之求也。”他提出的一些轻简税负的财政原则，至今仍然很有价值。如“量入以为出”“节用”“地所无及物未生，则不求”“观其丰凶，而后制税敛”“一谷之税，一钱之敛，给公上者，各有定制”等。另外，在赋税征收的数量上，他主张以什一为“正中”税率，并随年成丰歉而有所变化：“丰年从正，亦不多取也，凶荒则损。”

轻徭薄赋可能导致国家收入的减少，我国古代又怎样应对呢？汉代的理财能手桑弘羊，主张聚财富国的途径就不是重税搜刮，而是充分利用山泽盐铁之利，实行官营专卖，并夺回富商大贾侵夺山泽资源的私利，以充实国库。“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这样可以减轻民间负担，达到间接富民的目的。桑弘羊的方法，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加强国家干预，发展国营经济。此外，他还用均输、平准的办法取代劳民伤财的征民发役，减轻了百姓负担。后人誉之为“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崇尚节俭

勤俭是美德也是富民法宝。从分配学的角度来说，社会财富的总量是一定的，国家占有过多的财富，就意味着人民手中的物质财富相应地减少，这种减少必须控制在人民可以接受的幅度之内。治国者如果不注意节制自己，无限制地聚敛，过多地积累私人财产，把财富都集中在自己的手里，势必伤及人民的利益，危及社会稳定。

墨子认为，使一个国家走向富裕只有两条途径：一是增加生产，二是节约费用。在这两者之间，墨子更加重视后者。汉代的汉文帝极力推崇节俭，史载“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上常衣綈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汉初盛行黄老思想，与民休息，节俭比较盛行。

唐太宗李世民，也是个节俭致富的好榜样。当时，正值隋末战乱之后，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百姓生活困难，所以唐太宗没有大兴土木，而是强调节俭，不允许修建新宫殿。他居住的宫殿还是隋朝建造的，许多已经破旧。唐太宗还爱惜民力，从不轻易征发徭役。他虽然患有气疾，不适合居住在潮湿的旧宫殿，但一直在隋朝的旧宫殿里住了很久。唐太宗反对讲排场和铺张浪费。贞观十二年，他驾幸蒲州，刺史赵元楷为了讨好皇帝，将城内的楼台馆舍装修一新，让百姓们穿上单衣在寒风中列队欢迎，还准备了一百多只肥羊、数百条大鱼分送给太宗的随从。唐太宗很不满意赵元楷的作风，斥责他的所为是“亡隋之弊俗”，赵元楷羞愧难当，不久便抑郁而死。经过太宗的提倡，唐初节俭盛行，民富国强，很快达到贞观之治。

纵观历史不难看出，民心向背是政治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得天下关键在于得民心，即得到人民真心实意的拥护。以民为本，就要从民所欲，去民所恶，就要爱民、惠民、富民，关心人民的冷暖安危，为民造福。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

（作者：魏青松系上海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吴耀明系河北省委党校校刊部编辑）